【内容提要】
除了疑难杂症外，对患者选择在哪就医的首要因素就是如何能花最少的钱治好病，而有些医院的医生在检查完患者病情后通过低报价格的方式诱导患者就医，但患者的实际花费比其医疗价格说明、比其他诚信的医院医疗花费多出很多，由于医生的价格说明属于要约邀请，而且患者通常没有证据证明医生有要药邀请欺诈行为，通常患者无法主张医院构成欺诈行为。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当患者偷录医院医生的整个医疗服务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该证据能否作为有效的证据证明医生实施了要约欺诈，又在满足什么条件下，该要约欺诈转化为要约的欺诈，进而主张医院构成欺诈行为。
【关键字】医疗服务合同 偷录证据 欺诈
李明患病在网上查询治疗医院信息，点击自称权威的黄龙医院，在网络对话中得知检查费不到二百元后，李明预定下午就诊。李明到医院后由张刚医师接诊，张医师要求李明去做检查并开具相应的检查单，但检查费近三百元。李明心想到哪都有检查，检查费应该大致相同，遂交费进行了检查，但由此让他想到用其录音性能好的手机将整个就诊过程中医师的话录下了。医师在拿到检验单后，陈述了病情的严重性并建议李明及时的医治。李明随即问到该病医治好需要花费多少钱和多少时间？张医师答道：“需要一周左右时间；花费两千左右，不会超过三千。”李明觉得自己可以承受这个医疗价格，所以答应请他治疗，并询问今天的治疗费用。医师答道：“手术500元，还要一百多元的输液费”。但李明却交了800元的费用，做完手术后，张医师问李明今天是否还有钱做治疗，李明疑惑的答道：“800元里难道不包括治疗费？”张医师说：“手术费500元，材料费300元，不含治疗费的。”李明表示自己只有不到100元了，早知道今天就不做手术了，医师随即开出60元的输液单，李明交费输液后到医师处检查后回家了。第二天，医师检查伤口后说：“比我预计的要好多了，今天做下治疗。”李明问医师治疗需要多少钱，医师说300左右，结果交费为400多元。以后六天，李明都会问医师伤口如何，而医师也会答道：“比我预计的要好的多，”可是每天花费医师所说总比实际交费少一百多元。手术后第八天，花费200元检查后，医师建议再做两天治疗，然后才开400多元的药就行了，第八天和第九天的治疗花费均为260元，但是所开药费为860元。李明治病所花费用实为5645元，李明到公立医院去咨询后，得知其病情如果在公立医院治疗将少花2000多元，遂向法院起诉主张黄龙医院构成医疗服务合同欺诈，要求黄龙医院按照与其等级相同公立医院的收费返还多收的费用，并提交偷录的音频资料和医疗费用发票。被告主张偷录证据无效，并且自己不存在欺诈行为。（本案名称均为化名）
【评析】
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需要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认定：一、原告和被告的纠纷是否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二、未经对方同意，原告偷录的音频资料能否作为有效的证据；三、被告的医师对原告关心的医疗费用说明是否应当纳入医疗合同中。
一、纠纷性质的认定
原告和被告之间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的医师是否存在价格欺诈行为。根据《合同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价格是合同的基本内容；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的规定，消费者对接受医治的价格具有知情权，因此，被告既可能构成合同欺诈行为，又可能构成侵犯知情权行为；双方的纠纷既可能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又可能是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医疗服务合同是指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就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而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是指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等情况而未予说明，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1】本案中，被告的医师向原告说明的医疗费用与原告实际支出的医疗费用相差过大，视为医务人员未向患者说明医疗费用，虽然原告支付了5645元医疗费用，但被告治好了原告的病患，没有造成多支付医疗费以外的损害，因此，将此案定性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比定性为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更准确和合理。
二、证据效力的认定
能够反映被告的医务人员具有欺诈故意的证据只有原告未告知被告医生而进行全程录音的音频资料，作为证明根据的材料无论是否具有合法性，都可以成为证据，但是每一件证据能否在具体的司法和执法活动中被采纳，还要看其是否具备合法性。【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即，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规定，该证据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笔者认为：该证据不仅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且足以证明被告的医务人员具有欺诈的故意。
（一）看病难、看病贵严重伤害了国民对“医者父母心”的认同、信任和称赞，医疗信息天然存在的不对称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给予差评，信息传递主体的诚信度、信息传递手段的创新性和信息传递内容的平实化完全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患者对医者的理解和信任。正是医疗单位不诚实的行为和声誉才使原告产生了私自将整个就医过程录制下来的想法和做法，如果医疗机构不存在不诚实的言行那么既不会对医疗机构产生任何损害，又能够改变医疗机构在患者心中的形象促使患者对医疗机构的理解、信任和称赞。
（二）什么是病人？凡是进入医院看病的人都被医生认定为在身体上或者精神上存在病患的人，这是从医学原理上对病人的一种客观判断。如果要求患者告知医生将要对整个就医过程进行录音，会遭致医生从意识形态上对患者贴上“病人”的主观标签，从而对患者正常人格和精神上予以病态判定，进而使医生产生对患者言语上的讥讽、态度上的冷漠和思想上的隔阂，不仅致使患者处于不利的就医境地，而且变相的加剧看病难或者看病贵的不良现象。
（三）原告固定证据的方法没有违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裁判过程中所追求的事实真实是一种法律上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以证据证明为支撑的，裁判正义是一种证据正义。就证据的收集方法而言，所有人必须遵守的收集方法所反映的是一种形式的证据正义，而基于某些特定事由而允许某类人采取特定的证据收集方法体现出一种实质的证据正义。在就医过程中，可能存在医生为了宣扬自己的医疗成就而向患者告知其医治过的病人情况，这时偷录的证据可能会侵犯其他患者的隐私，但这并不表明该证据不能使用，因为侵犯其他患者隐私的侵权主体是医生。根据医患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状，为了有效的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司法裁判人员应当秉持实在证据正义的理念，同时，实质证据正义的要求只能允许患者私自录制视听资料而不能允许医生私自录制视听资料，如果视听资料中涉及其他人隐私时法院可以不公开审理案件。
三、欺诈行为的认定
合同订立，是指缔约人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状态。它描述的是缔约各方自接触、洽商直至达成合意的过程，是动态行为和静态协议的统一体。【3】本案中，原告同医生的就医接触和治疗洽商为动态行为阶段；医生按照患者病情开具医药单的行为属于要约，患者按照医药单交费的行为属于承诺，医疗合同由此成立。从表面上看，医疗机构按照其规定的价格收取原告的医疗费用，并不存在欺诈的行为。但是，影响原告是否选择在黄龙医院进行诊治的关键性因素在于被告医生在原告按其要求进行检查后作出的医疗费不超过三千的价格说明。从性质上看，被告医生所作的医疗费用不超过三千的价格说明属于要约邀请，从被告医生以后对原告诊治的过程来看，被告医生构成了要约邀请欺诈。通常而言，要约邀请的虚假内容被要约所否定，被要约所阻断不能进入合同，因此，要约邀请的欺诈不能构成合同欺诈。【4】
就本案而言，情况有所不同，原告已经按照被告医生的要求进行了检查，在得出科学客观的检查单后，被告医生应当根据医疗经验、医疗水平和医疗设备对原告影响是否选择在此进行诊治的关键性因素（即医疗总费用，这通常是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的关键性乃至唯一性因素）进行大致准确地判断和说明，同时，原告每次就诊前均询问过被告医生病情如何，而被告医生一直说“比我预计的要好的多”，这完全可以证明被告医生在能够完全控制原告病情的前提下故意没有进行履行其医疗费用说明义务，从而使原告陷入错误认识并选择在此诊治，进而遭致医疗费用比公立医院多花费2000元的损失。医生和患者订立的医疗服务合同为格式合同，此案中原告整个医治过程完全在被告医生准确得知原告病情后如何进行医治的控制之中，对于被告医生而言，其要约行为（治疗方案）并没有否定要约邀请中预定的医疗方案，同时按照不利于格式合同提供人的解释规则，医生关于原告医疗费不超过3000元的价格说明已经自动进入被告所提供的格式合同之中，因此，要约邀请中的欺诈就足以转化为要约的欺诈，原告被欺诈签订了医疗服务合同，从而又转化为合同欺诈，原告有权主张被告构成医疗服务合同欺诈，从有利于医疗机构进行合理竞争和制裁医疗机构的不诚信行为出发，应当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同等医疗水平的公立医院进行收费的诉讼请求，判令其返还多收的医疗费用。
【结语】
法治的建立就主要不是当权者或决策者如何下决心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自身的重塑和整合的过程，一个系统的制度、机构和环境的形成。【5】面对我国令人堪忧的医疗环境，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举措进行相应的规制，但仍然不能够满足广大患者的就医需求。患者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私自录制整个医疗过程的行为，既表现出患者对现行医疗规范规制不了医疗实践有了清醒认识，又以为权利而斗争的无奈之举促使医疗机构诚信经营。法官在裁判中应当将私自录制的视听资料作为有效证据，再根据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判定医院的要约欺诈行为转化为要约欺诈，进而构成医疗服务合同欺诈，从而有效的遏制医生故意不履行影响原告订立医疗服务合同的医疗费说明义务或者被告医生故意开具了与原告病情不相关的医疗项目。相应医疗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患者维权行为的发起和推广、法院证据认定的公平和合理将从多个维度上营造能够满足人民需求的医疗环境，从而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
注释
【1】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修订一版，第194页、第507页。
【2】何家弘、刘品新著：《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四版，第118-119页。
【3】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五版，第40页。
【4】隋彭生著：《合同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5】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第143页。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人民法院）
湖北省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条例
（2006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四号）
《湖北省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9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9月29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维护供用电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电力企业和电力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窃电行为，是指以非法占用电能为目的，故意采用下列方法不计量、少计量或者少计价的用电行为：（一）在电力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个人供用电的设施上擅自接线的；（二）绕越或者损坏用电计量装置的；（三）伪造或者非法开启用电计量装置的法定封印的；（四）致使用电计量装置不准或者失效的；（五）使用窃电装置的；（六）使用非法用电充值卡或者非法使用用电充值卡占用电能的；（七）实行两部制电价用户私自增加电力容量的；（八）非法改变用电计量装置的计量方法、标准的；（九）采用其他方法非法占用电能的。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工作的领导，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支持和监督有关部门依法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供用电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
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密切配合，依法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对窃电行为的防范，配合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查处窃电行为。
第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窃电，不得教唆、胁迫、协助他人窃电，不得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不得制造、销售窃电装置。
第五条鼓励单位、个人对窃电和制造、销售、提供窃电装置等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自觉维护供用电秩序。
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经查证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用电安全防范与用电检查
第六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电力企业应当经常进行电力法律法规、用电安全以及窃电行为危害性的宣传教育。
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城乡基层组织，应当对本单位、本辖区人员进行安全用电、规范用电的宣传教育。
传播媒体应当对损害电力企业和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七条电力企业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地进行用电安全与业务检查；加强防范窃电技术及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推广和采用防范窃电的技术和装备。
第八条电力企业安装和使用的用电计量装置，须经法定的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加封，按照规定进行周期检定。电力企业应当对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进行检查。
用户发现用电计量装置损坏、丢失或者发生故障的，应当及时告知电力企业。电力企业应当及时处理。
第九条电力企业和用户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供用电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依法配备电力监督检查人员。电力监督检查人员有权向电力企业或者用户了解有关执行电力法律、法规的情况，查阅有关资料，并进入现场进行检查，发现窃电行为，有权制止和查处。
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时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一条电力企业必须配备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专业技能的用电检查人员。
电力企业用电检查人员进行用电安全与业务检查时，不得少于2人，并应向用户出示用电检查证件。用户应当配合检查。
第十二条电力企业用电检查人员现场检查发现有窃电嫌疑的，应当加以制止，保护现场，收集和保留证据，并及时报告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发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用户对电力企业用电检查人员检查发现的窃电嫌疑没有异议的，根据供用电合同约定和国家有关规定，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和支付违约使用电费。
第十三条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妨碍电力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和妨碍电力企业用电检查人员进行用电检查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电力企业为制止窃电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中断供电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事先通知当事人；（二）采取了防范设备重大损失、人身伤害的措施；（三）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四）不影响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用户的正常用电。
第十五条用户对电力企业以窃电为由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电力企业所在地的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受理投诉的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3日内作出是否恢复供电的决定。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企业应当及时恢复供电，最迟不得超过24小时：（一）被中断供电的用户停止窃电行为并承担了相应责任；（二）被中断供电的用户按照有关规定提供了担保；（三）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了恢复供电的决定。
第三章 窃电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第十七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嫌窃电行为的举报、投诉和电力企业及其用电检查人员的报告，以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移送和上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指派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调查。
第十八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嫌窃电行为的调查结束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法作出下列处理：（一）窃电事实不能成立的，予以撤销；（二）对窃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三）窃电行为轻微，及时改正和承担供用电合同约定的责任或者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四）涉及治安、刑事案件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五）发现生产、销售窃电装置的，分别移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公安机关对有关窃电行为的报案和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有关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依法查处。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对窃电行为的处理情况，应当相互告知。
用户对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窃电时间可以查明的，按照下列方法计算窃电量：（一）在供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的，窃电量按私接设备额定容量（千伏安视同千瓦）乘以窃电时间计算；用自制、改制以及无铭牌容量的用电设备窃电的，按照可实测的电流值确定设备容量乘以窃电时间计算；（二）私自增加电力容量的，按照超过合同约定的容量乘以使用时间计算；（三）采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两种方法之外的其他不计量或者少计量方法窃电的，窃电量按计费电能表标定的最大额定电流值所指的容量乘以窃电时间计算；通过互感器窃电的，计算窃电量时还应当乘以实际使用互感器倍率。
第二十一条窃电时间不能查明的，按照下列方法确定窃电量：（一）能查明产量的，按照同类型用户的同类产品的单位耗电量和窃电单位的产品产量相乘计算用电量，加上其他辅助用电量，减去抄见电量；（二）用户现场检测系统装置正常计量的，按照用户现场检测系统装置记录电量减去抄见电量；（三）根据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的方法不能计算或者不能确定窃电量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二条窃电金额按照窃电量乘以当地当时的目录电价计算。
窃取分时段电价的，按照销售目录电价的平段价格计算；窃电后转售电价高于销售目录电价的，按照转售的价格计算；转售电价低于销售目录电价的，按照销售目录电价计算。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对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窃电行为，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以应交电费5倍以下罚款。
单位窃电的，除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外，对实施窃电行为的单位予以公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制造窃电装置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窃电装置及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销售窃电装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窃电装置及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教唆、胁迫、协助他人窃电或者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窃电者的窃电行为造成供用电设施损坏、停电事故或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电力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中断供电或者未及时恢复供电，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职责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本条例所称电力企业是指电网经营企业和供电企业。
第三十一条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