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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淡化理论应慎用

林海涛


商标淡化理论是一种有别于传统商标保护模式而对驰名商标在非竞争类商品或服务上提供强保护的学说，该理论几十年来已经在欧洲和美国法院中得到应用。近年来，这一理论也逐渐开始影响我国的理论和实践，一些大公司也开始尝试着用商标淡化的理论来强化它们的驰名商标的保护，如今年年初，肯德基国际控股公司就抬出了商标淡化的理论，认为“北京爱心自强盲人按摩中心”申请的AKFC商标玷污、污损了自己的KFC商标，对AKFC商标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出异议。由于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反商标淡化的立法，也没有法律法规明确对反商标淡化作出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权利人提出的要求用商标淡化的理论来保护其驰名商标的要求，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决定是否或者如何运用这一理论。笔者通过考察欧美的反商标淡化的相关立法及其判例，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应慎重使用这一理论。
首先，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尚没有关于反商标淡化的明确规定。从法理上讲，对于公民、法人及其它民事主体来说，在民事活动中，只要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他们就可以去做。而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尚找不到关于反商标淡化方面的明文规定，那么按照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之之法理，以商标淡化的理论来追究民事主体的侵权责任是不公平的，也是有背于法治精神的。当然有人认为我国的法律中有关于反商标淡化方面的规定：如我国《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8条规定：“将与他人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在非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且可能损害驰名商标注册人的权益，从而构成《商标法》第八条第（9）项所述的不良影响的，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驳回其注册申请；申请人不服的，可以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议；已经注册的，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驰名商标注册人可以请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予以撤销，但恶意注册不受时间限制。” （1）而笔者认为，我国的上述规定与商标淡化的理论尚有一定的差距。首先，商标淡化理论着眼于对驰名商标在非竞争（即非相同或者非近似）商品或服务上的保护，禁止他人在相同或近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或注册与驰名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是传统商标法混淆理论所一贯坚持得做法，而非商标淡化理论的特点。其次，我国法律的上述规定，虽然对驰名商标提供了“跨类”保护，但其着眼点仍在于避免他人的商标与驰名商标相混淆和误导公众，而商标淡化理论却要求，不论他人的商标是否与驰名商标造成假冒、混淆或者误导，只要对驰名商标造成了“淡化”，就被认为是侵权，因而，商标淡化的理论对驰名商标保护要明显强与我国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的力度。
其次，商标淡化理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根据美国商标法第1127条的规定，所谓商标淡化指行为人的行为减低了他人对商品和服务的标志力，而无论：（1）行为人与他人是否有竞争关系；（2）是否可能造成假冒或者混淆。但是该条规定在实践中却很不好把握。正如有律师在美国众议院讨论联邦反商标淡化法时的反对证言中所指出的：传统的混淆理论不仅更容易操作，同时也完全能够应付。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淡化理论，尤其是这理论正脱离产品本身，朝着类似版权和专利权一样的绝对垄断权发展，这样势必赋予商标所有人太大的保护范围，妨碍正常的商业贸易。 （2）而美国法院在适用这一理论时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如在Moseley v.V. Secret Catalogue,Inc.案（也即通称的Victoria`s Secret案）中,美国第六巡回法院就明显的排斥了第四巡回法院的见解。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认识到对于本案和若干先前的判例各巡回法院对于商标淡化的构成要件在见解上已经产生了相当的歧义，所以受理了该案，以图统一此中的法律见解。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关于本类型的案例，原告即商标权人必须举证被告的商业使用已对其驰名商标构成了“事实淡化”方可；仅仅举证显示消费者对在后使用者的使用会与驰名商标产生生意上的关联，并不足以构成淡化，这是因为生意上的关联与对于驰名商标造成模糊、毁损或侵害之间并无一定的因果必然性。据此，最高法院隧判决原告在本案中最多只证明了有人对于被告所使用的名称感到不满，但根本未提出证据来显示被告已让消费者对于其标示有Victoria Secret商标的商品或服务能力予以减损，原告（被上诉人）因此败诉。然而，对于什么时“事实淡化”，最高法院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从而给各界留下了许多的疑惑。 （3）笔者举美国的判例，意在说明，商标淡化的理论在美国已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争议，美国法院在适用这一理论时也是十分谨慎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述判决结果事实上已将商标淡化的应用范围大幅限缩。因此，我国在引进并在实践中应用这一具有相当争议的理论时，也应持谨慎的态度，以避免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弯路。
再次，商标淡化理论在驰名商标的保护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其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之强是前所未有的，当今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关于反商标淡化方面的专门立法，因此，我们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时，很自然的要考虑与国情相适应的问题。美国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驰名商标，因而强化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自然是对其有利的。而我国自己在国际上驰名的商标又有多少？商标淡化的理论至少在目前可能会更多的保护“洋商标”的利益。这同时也会给我国的企业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商标淡化理论根本就不要求是否与驰名商标造成混淆或误导，只要商标权人认为他人的商标“淡化”了其驰名商标，商标权人就可以把对方送上“被告席”，而对于什么是“商标淡化”，在目前却很难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济实力就在双方的诉讼对抗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于我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有的学者指出“美国的著名商标保护制度是一种极端的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制度。” （4）
最后，笔者认为，商标就其本来面目而言，是一种区别不同商品和服务的商业标记，以避免消费者在选择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产生混淆和误导，因此商标法所直接保护的是消费者的权益。而商标侵权行为则是一种搭他人“便车”的行为，即通过使用与他人相同和相似的商标来达到混淆或者误导消费者从而牟取不正当的利益的行为。而如果行为人使用的商标不会与他人的商标造成混淆或者误导，那么他实际上既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一种对社会无害的行为，这也就是传统的商标法一贯坚持混淆理论的主要理由。但是商标淡化理论则一反传统商标法以消费者为直接保护对象的做法，转而以保护驰名商标权人为中心。而且不论他人的商标是否与其驰名商标相混淆和误导，都可以以“淡化”为名追究他人的民事责任，这实际上使驰名商标的权利人拥有了可以吞噬本可以由他人合理使用商标的社会公众利益的空间的权利，在这一点上，商标淡化理论已经走的有些远了！
（英文标题：The theory about trademark dilution should be limited to use）
（1）甘娟 ：《商标淡化在审判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2）黄晖著 《驰名商标和著名商标的法律保护》，法律出版社，第151页。
（3）该案的详细介绍参见孙远钊 ：《美国知识产权法最新发展评析》，载《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
（4）唐广良：《美国“反网域霸占法”确立的域名争议规则》，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春。

（本文发表于《中华商标》2004年第1期）
作者：林海涛，男，山东青岛人，现为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见解，如有不同意见请通过shhdxlht@sohu.com与作者联系。


“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之提倡

欧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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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简称“行为构成竞合论”）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由单位和其内部责任自然人两主体组合而成。单位犯罪主体结构中的两主体具有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相对独立的关系。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单位的行为构成（即犯罪构成事实）和自然人行为构成（即犯罪构成事实）发生竞合。两独立主体对各自罪过支配下而发生的行为构成竞合所导成的犯罪结果均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该理论可科学地阐释了单位犯罪采用双罚制的理由, 该理论也可科学地解决了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其内部责任自然人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 单位犯罪、非单位犯罪、主体、行为构成、竞合、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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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犯罪时，为何要采用“双罚制”，既要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又要追究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呢？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即单位实施的、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犯罪）的行为时，单位内部的责任自然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问题是单位犯罪的理论和实践里亟需解决的难题。我国刑法学界曾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并产生了多种理论主张，但是，这些理论均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此，笔者提出了“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的理论主张来予以阐释，并以此理论为指导来探析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模型和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的主体结构模型以及各种模型下两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以期科学地界定单位及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的责任范围。
一、“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之提倡
我国刑法学界在论述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的理论根据或论述单位犯罪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论根据时，提出过许多理论主张，这些理论主张均从不同角度认为，单位和单位内部自然人均应承担刑事责任。这些理论主张共分两类：（一）一个犯罪主体论，他们认为，单位犯罪仅有一个犯罪主体。持这种主张的代表理论有：双层机制论、双重性论、刑事责任连带论、自然人非犯罪主体论。（二）两个犯罪主体论，他们认为，单位犯罪包括有两个犯罪主体，一是单位本身，二是单位内部负有责任的自然人。持这种主张的代表理论有：人格化犯罪系统论和“一个单位犯罪、两个犯罪构成论”①。笔者认为，“一个犯罪主体论”仅看到单位和其内部责任自然人具有的内在统一的联系，但是，它没有看到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其观点是不科学的。笔者同意“两个犯罪主体论”。人格化犯罪系统论也属于“两个犯罪主体论”的范畴，该理论认为，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存在单位与有关自然人两个犯罪主体，但是，它没有从根本上说明这两个犯罪主体的关系以及它们在犯罪系统中独立存在于对方之外的真正原因。②因此，这一理论存在着缺憾。“一个单位犯罪、两个犯罪构成说”也同属于“两个犯罪主体论”，它承认单位犯罪具有两个犯罪主体，同时发现了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之间既联系又独立的关系，还发现了两主体在犯罪系统中独立存在于对方之外的真正原因是另一个犯罪构成（即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陷单位于犯罪境地的犯罪构成）的存在。应当肯定，这一理论比人格化犯罪系统论更合理一些，但是，该理论认为，这有关自然人陷单位于犯罪境地的犯罪构成是独立于单位犯罪的构成之外的。它没有看到单位的犯罪构成事实与自然人的犯罪构成事实的竞合关系，因而，这一结论尚不够科学。
由于前述各种理论均不能科学地解释为何单位犯罪要采用双罚制，以及单位内部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因此，笔者提出了“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以便的科学地阐释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中单位及自然人负刑事责任的依据，以及科学地解释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时单位内部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该理论的基本内容为：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由单位和自然人两个各自均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组成，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
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由单位和其内部责任自然人两主体组成。单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其内部责任自然人是单位组成的一部分，这体现了两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单位内部的责任自然人又有别于单位本身，它又是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所以，单位犯罪主体结构中的两主体是具有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相对独立的关系。
（二）单位犯罪时存在着单位行为构成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行为构成的竞合
在单位犯罪情况下，当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时，这些责任自然人应承担责任的事实原因是，单位行为构成和自然人行为构成竞合。这里所说的“行为构成”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部分。在单位犯罪的行为结构里，单位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实施单位行为，而单位行为是由各责任自然人的行为组合成的一个整体行为，而各责任自然人的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同时存在，相互竞合。就主观内容而言，单位的主观内容（具有罪过）和自然人的主观内容（具有罪过）存在着竞合。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行为和自然人行为竞合，导致了共同的危害结果。
（三）单位主体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各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由于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各自均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因此，单位行为构成和责任自然人行为构成竞合并导致共同的犯罪结果时，两主体各自均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是符合罪责自负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由于《刑法》第16条第1款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16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贩卖毒品……罪的，应负刑事责任。”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负刑事责任”。因此，对单位犯罪主体结构中的两主体追究刑事责任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简而言之，“单位主体和自然人主体行为构成竞合论”（以下简称“行为构成竞合论”）认为，单位犯罪时，单位及其内部责任自然人均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是：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主体。在单位犯罪的场合，单位的行为构成（即犯罪构成事实）和自然人行为构成（即犯罪构成事实）发生竞合。两独立主体对各自罪过支配下而发生的行为构成竞合所导成的犯罪结果均具有责任。为此，两独立主体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二、“行为构成竞合论”在单位犯罪的主体责任认定中的运用
“行为构成竞合论”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表现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位和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的结合和构成，两主体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相对独立的关系。因为两主体的行为竞合导致了共同危害结果，因此，一般而言，两主体均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由于单位和自然人均具有多种表现形态，所以，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的组合也会具有多样性。这样，单位犯罪主体结构将具有多种模型，在不同模型下，各有关主体承担的责任将是有区别的。由于研究单位犯罪主体结构模型将有助于司法机关对单位犯罪的有关主体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因此，下面我们运用“行为构成竞合论”对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的模型及其责任承担的问题予以分析：
（一）单位内部的全部自然人均符合犯罪主体资格的主体结构模型及责任的承担
在一些人数较少的单位（例如：仅有几个人的有限责任公司）里，当单位全部自然人均参与单位犯罪时，若这些自然人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应认为单位具有了刑事责任能力。根据“行为构成竞合论”，在这一情况下，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均属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这时，单位应承担刑事责任，而单位内部的全部责任自然人也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这些自然人之间的行为也符合共同犯罪的规定，他们各自的刑事责任应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来确定。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者，不以犯罪论处。
2005年10月27日修订的《公司法》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可以成立单位犯罪吗？笔者认为，根据“行为构成竞合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单位犯罪时，也属于公司行为构成和自然人行为构成竞合的情况，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它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因此，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对其公司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公司内部的责任自然人具有独立人格，也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当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仅有自然人股东一人而无其他人时，如果该公司犯单位犯罪，那么，该公司应承担刑事责任，其自然人股东也同样应承担刑事责任。应当指出，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触犯单位犯罪的单位及其内部责任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明显低于自然人单独实施的犯罪的刑事责任，这是罪刑立法的不平等，有有意轻罚单位犯罪之嫌，这违反了单位犯罪立法化的初衷，这是值得关注的严重问题。
（二）单位内部的责任自然人仅有一部分符合犯罪主体资格条件的主体结构模型及责任的承担
在一些单位犯罪里，单位内部的一部分责任自然人符合犯罪主体资格条件，而另一部分责任自然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在这种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模型里，也应认为单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由于“行为构成竞合论”认为，单位及其内部责任自然人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主体，因此，单位本身应承担刑事责任，而对于符合犯罪主体资格条件的责任自然人，如果其行为社会危害性达到犯罪程度，就应承担刑事责任；对于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的责任自然人则不承担刑事责任。
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施单位犯罪时，如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规模较大，其领导、议事机构完整，那么，一人有限公司实施单位犯罪时也会出现前述的主体结构模型，单位及其内部责任自然人的刑事责任承担应按前述方式处理。
（三）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全部不具备自然人犯罪主体资格条件的主体结构模型及责任的承担
《公司法》第147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但是，《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公司股东的最低入股年龄。因此，从理论上看，在单位意图去实施单位犯罪且已实施了具体危害行为的情况下，可能存在单位内部的全部责任自然人均为未满16周岁的股东的情况，在这一情况下，具有独立人格的单位，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呢？能否认为，单位内部的各责任自然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未具备自然人犯罪主体资格，因而，单位也不承担刑事责任呢？
笔者认为，单位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应以单位实施单位危害行为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前提，即以单位是否具有刑事辩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为前提。在单位犯罪的主体结构里，虽然单位和单位责任自然人是各自具有独立人格的两主体，但是，根据“行为构成竞合论”，这两主体又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单位是否具有刑事辩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应借助于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是否具有刑事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来判断。在单位实施单位危害行为时，若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中的一部分人具有刑事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可以认为单位具有刑事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若单位内部的全部责任自然人均不具有刑事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就应认为单位不具有刑事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在单位内部全部责任自然人均不具备自然人犯罪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单位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不应负刑事责任。当然，其内部的全部未具备自然人犯罪主体资格的人，也不负刑事责任。在这一情况下，单位的行为不能称为“单位犯罪”。
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单位内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自然人一般是指未满16周岁的人。因在单位可以构成的所有犯罪里，绝大多数犯罪的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要求达到16周岁以上，但是，有一例外。在《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的8种犯罪里，存在一种单位可以成为其犯罪主体的犯罪，即贩毒罪。因此，在单位实施贩毒罪时，若其内部责任自然人均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那么，单位和单位内部的全部责任自然人均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三、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行为构成竞合论”在其主体责任认定中的运用
我国刑法分则涉及单位犯罪的罪种有120多种，而属于非单位犯罪（即刑法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犯罪，例如：盗窃、故意杀人罪。）的罪种近300种。从理论上看，为了达到商业、政治等目的，单位可以采取直接实施，或者教唆、指使、贿买等方式实施这近300种非单位犯罪中的任何一种犯罪的行为。对于单位实施单位犯罪时，我们可以以“行为构成竞合论”为指导解决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但是，当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应如何承担责任呢？“行为构成竞合论”能否解决这一问题呢？
对于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单位和单位内部自然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单位实施了刑法没有相应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严重危害行为，应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违法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对单位中直接负责任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其理由有二：（1）单位犯罪是一种新的独立的犯罪形态，其治罪范围具有法定性；（2）自然人的罪责具有依附性。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罪责完全依附于单位犯罪行为，只有单位行为依法有罪，作为实际行为者的自然人才有罪责可言。二者呈现表里的关系，既没有脱离自然人行为的单位犯罪，也不应当有单位行为无罪而自然人有罪的情形。③
另一种观点认为，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单位不应负刑事责任，而单位中的成员作为自然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是：在单位实施单位犯罪和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单位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是相同的。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是单位内部的自然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专属自然人本人，不能视为其他任何人的行为，当然也包括不能视为单位的行为。单位对其成员的犯罪行为承担的是一种替代责任，即替代刑事责任的财产部分。单位没有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单位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刑事责任，所有的刑事责任理应由单位中的自然人全部承担。无论是单位实施单位犯罪抑或是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单位成员（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依据是作为自然人行为构成了犯罪。④
上述两种主张均认为，在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单位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前一观点否定了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应承担刑事责任，这一观点仅看到了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对单位的依附性，而没有看到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在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中也具有独立人格的地位，并具有相对独立的犯罪主体资格，也没有看到单位行为构成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行为构成具有竞合的形态，因此，其结论是错误的。后一观点肯定了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应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理论以单位实施单位犯罪而其内部责任自然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为出发点进行分析，得出“单位没有自己的犯罪行为，所以单位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刑事责任，所有刑事责任理应由单位中的自然人全部承担”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阐释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其内部自然人应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理论在论述单位犯罪的主体责任时肯定了单位内部自然人是具有独立人格的犯罪主体及其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它否定了单位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独立人格，因而，这一理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单位不应承担刑事责任，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在符合自然人犯罪主体资格时，应负刑事责任。对此，我们可以“行为构成竞合论”予以阐释。
根据“行为构成竞合论”，在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单位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这两主体又各自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并能各自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单位行为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行为发生了竞合，并导致了共同的危害结果。从单位行为视野看，该单位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在刑法上并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因此，根据《刑法》第30条单位犯罪概念的规定，该单位行为不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单位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单位可能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法律责任。从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行为的视野看，如果自然人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该自然人的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在刑法上已明文规定为自然人可构成的犯罪，因此，根据《刑法》第13条、第17条和其它相关条文规定，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在符合自然人犯罪主体资格时，应承担刑事责任。
总之，根据“行为构成竞合论”的解释，对于《刑法》规定的盗窃罪、故意杀人罪等近300种的非单位犯罪，在单位实施这些犯罪的行为时，单位不承担刑事责任，仅承担民事、行政法律责任，而单位内部责任自然人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在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的行为时，如果单位内部的全部责任自然人均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那么，单位及其内部责任自然人均不负刑事责任。

作者简介：欧锦雄，男，1964年10月出生，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广西民族大学刑法学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
注释：
①刘骁军：《一个单位犯罪、两个犯罪构成——双罚制理论依据新探》，《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第29页。
②刘骁军：《一个单位犯罪、两个犯罪构成——双罚制理论依据新探》，《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3期，第30页。
③黄祥青：《浅谈刑法有无明文规定的判断标准》，《法律科学》，2003年第1期，第121—122页。
④董玉庭：《论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问题》《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6期第699-7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