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外来人口管理规定
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
苏州市人民政府令第9号
《苏州市外来人口管理规定》，已经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市政府第五十七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章新胜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苏州市外来人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外来人口管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江苏省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外来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跨市在本市居住的人员，以及在本市行政辖区内跨县（市）、乡（镇）居住的人员。
第三条 苏州市外来人口管理委员会是本市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指导、检查和协调全市外来人口管理工作。
公安机关是外来人口管理的主管机关，公安派出所负责外来人口的登记、发证等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领导。居（村）民委员会及外来人口较多的单位，应有专人负责外来人口的管理工作。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应当协助公安机关做好外来人口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外来人口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外来人口应当遵纪守法，服从管理。
第二章 登记
第六条 外来人口拟在暂住地居住三日以上的，须在到达之日起三日内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年满十六周岁拟在暂住地从事各种职业居住一月以上的，必须同时申领《暂住证》。
申报暂住登记和申领《暂住证》，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当地乡镇、街道、公安机关出具的其他合法有效身份证件（育龄妇女必须提供计划生育证明）。
第七条 外来人口申报暂住登记和申领《暂住证》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暂住在居（村）民家中的，由户主持户口簿，陪同外来人口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其委托的组织办理；
（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聘用的外来人员，由所在单位统一登记造册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其委托的组织办理；
（三）个体工商户雇用的，由业主登记造册，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其委托的组织办理；
（四）外地驻苏机构、外来成建制单位雇用的，由用人单位统一登记造册，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其委托的组织办理；
（五）租住房屋的，由房主带领外来人员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其委托的组织办理；
（六）投宿宾馆、旅社、招待所的外来人员，设立《旅馆住宿登记簿》进行登记，并按有关规定管理。其中投宿超过一个月的，须到所在地派出所或者受其委托的组织办理；
（七）劳改、劳教人员因事、因病等请假回家的，必须在到达暂住地二十四小时内，持劳改、劳教机关的证明到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
探亲、投靠亲友、寄养寄读、就医等外来人口，由居（村）民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进行登记管理，不发《暂住证》。
第八条 《暂住证》是外来人口在暂住地合法居住的有效证明。
《暂住证》有效期为一年。暂住期满须继续暂住的，应当到登记发证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暂住证》遗失、损坏的，应及时报告发证机关，办理补领、换领手续。离开暂住地不再返回的，应当申报注销暂住登记并缴销《暂住证》。
第九条 外来人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遵守当地政府和所在单位的管理规定；
（二）在规定时间内主动申报或者注销暂住登记，申领或者缴销《暂住证》，不得伪造、冒领、涂改、转借或者过期使用《暂住证》；
（三）遇有公安、管理人员查验《暂住证》时，应当主动出示，不得拒绝；
（四）不得让未办理暂住登记的外来人口留宿；
（五）不得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对违法犯罪人员应当主动检举揭发。
第十条 领取《暂住证》或者向外来人口出租房屋的，应当按规定交纳有关管理费用。
第三章 管理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依法进行登记、发证管理，做到及时、准确、规范管理，方便群众；
（二）组织指导户口协管员、治安保卫人员和单位户口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
（三）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单位管理组织及责任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工作；
（四）依法查处外来人口中的刑事、治安案件，处理治安纠纷和其他治安问题；
（五）协助民政等部门对滞留城镇的无业人员进行劝返遣送；
（六）定期统计外来人口数据，为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第十二条 外来人口管理实行“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用人单位、外地驻苏机构、外来成建制单位的负责人和个体工商户业主是外来人口管理的责任人。
责任人应当与公安机关签订管理责任书，并履行下列管理责任：
（一）对外来人口进行经常性的法制、职业道德和安全知识教育，及时调处矛盾纠纷，落实对违法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
（二）宣传和贯彻外来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得雇用无身份证件、未申报暂住登记和未申领《暂住证》的人员；
（三）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告外来人口增减及管理情况，做好申领、核对、缴销《暂住证》等工作；
（四）制止违法行为，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不得包庇犯罪或者提供违法犯罪活动场所。
第十三条 向外来人口出租房屋，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由房屋出租户提出治安安全合格申请，经所在地公安机关准许，方可出租；
（二）房屋出租户是出租房屋治安管理的责任人，应当与公安机关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
（三）不得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件、不办暂住登记、不申领《暂住证》的外来人口，禁止无婚姻证明的男女混居；
（四）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四章 奖罚
第十四条 执行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一）管理机构与管理人员及制度措施落实，防范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法制教育成绩显著的；
（三）及时发现、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
（四）在外来人口管理工作中有其他突出成绩的。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管理不落实、治安秩序混乱，经督促不改正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对单位负责人、有关责任人员予以批评教育、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
（一）外来人口到达暂住地在规定时间内不申报暂住登记或者不申领《暂住证》，或者涂改、转借、过期使用《暂住证》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十元以下罚款；
（二）凡雇用未申报暂住登记或者未申领《暂住证》，以及无身份证件、来历不明的外来人口，经教育不改的，对用人单位、外地驻苏机构、外来成建制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个体工商户业主，按照外来人口数每人处以五十元罚款；
（三）房屋出租户违反公安部《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和本规定第十三条的，由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按规定处罚；
（四）为非本单位的外来人口申领《暂住证》或者办理临时户口的，对直接责任人按外来人口数每人处一百元罚款；
（五）留宿未申报暂住登记或者无《暂住证》的外来人口，按留宿人数每人处以五十元罚款；留宿明知犯罪人员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无《暂住证》在本市居住满三个月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暂住证》或者临时户口的，给予治安拘留、收容遣送，可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七）发现违法犯罪行为和线索，不加以制止或者未及时报告公安机关，或者包庇犯罪、提供违法犯罪活动场所，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警告，对用人单位、外地驻苏机构和外来成建制单位负责人、个体工商户业主和房屋出租户可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被公安机关查实后处以罚款，而无正当理由逾期十五日不交纳罚款的，按日增加罚款一至五元。拒绝交纳罚款的，可处以十五日以下治安拘留，罚款仍应执行。
第十八条 罚款凭证向同级财政部门领取，罚款一律上交同级财政。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处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在收到复议申请书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
当事人对上一级公安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条 公民对公安机关以及外来人口管理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有权检举、控告。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以及外来人口管理人员对申报暂住登记和申领《暂住证》拖延不办、故意刁难、徇私舞弊的，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港、澳、台同胞及国外华侨短期回苏探访亲友，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九０年十月十七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苏州市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简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之适用
2000年12月18日 14:29 樊崇义
内容提要
修正后的刑诉法增设了“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这一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关于疑罪从无的内容，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证据不足主要表现在：据以定案的证据不实，构成犯罪的要件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属于无罪判决的一种，应坚持其既判力。对其变更只能按照生效裁判的再审程序，依法进行。
关键词 无罪判决 证据 效力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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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原刑诉法第120条进行了重大修改，增设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规定标志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因为它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关于疑罪从无的处罚方法。但是，立法作出规定以后，在诉讼理论上关于这种判决的归属和性质，在诉讼实务上关于这种判决的适用，特别是什么叫做证据不足？适用的标准是什么？还有对这种判决的变更程序，即判决后又发现了新的事实、新的证据，从证据不足到证据充分，作何处理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作探讨和研究。
一、历史性的进步必须肯定
修改后的刑诉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规定，有国内外均有议论。一些人认为这种判决归属不明。即作为法院的判决，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所谓“证明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界限不清，似是而非，甚至认为这仍是一种存疑判决。我们认为，根据我国诉讼历史的发展，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从轻、从挂，到疑罪从无，作出无罪判决，按无罪对待，这一个发展的过程，不能不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对于证据不足的刑事案件如何下判的问题，在我国的诉讼历史上既有教训也有经验。早在我国古代的《唐律疏议》中，就有所谓“疑罪”之说，即“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等”。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封建统治者采用“疑罪从有”的处理原则。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也走过一段弯路。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才冲破了这一禁锢的领域。1989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审判决宣告无罪的公诉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对于因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多次退查后，检察院仍未查清犯罪事实，法院自己调查也无法查证清楚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可直接宣告无罪。”这一重要批复，其实质就是吸收了无罪推定关于“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进一步把这一重要批复规范化、法律化，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加以肯定，这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刑事诉讼处理疑案的法律标准，为司法工作处理疑案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进步必须充分肯定。
二、关于证据不足的适用标准
关于证据不足的适用标准，涉及到刑事诉讼的案件证明标准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证据理论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二，一是案件事实、情节清楚；二是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显然，我国对刑事案件判决的证明标准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案件事实清楚，是指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和结果明确无误。所谓案件事实，在罗马法上称之谓“七何要素”，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方（法）、何因、何果”等七个要素或情节构成。案件事实清楚就是构成案件事实的“七何要素”必须明确无误。按照现代刑法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在犯罪的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等四个要件达到明确无误。“七何要素”也好，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也好，指的都是案件事实（或曰犯罪事实）的构成。但是，案件事实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是否明确无误，必须依靠证据来确认。即事关定罪处刑每一项事实、情节，或每一构成要件，都必须有证据加以证明。立法对证据的要求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是对据以定案的根据，即证据的质和量的要求，“确实”是对全案证据质的要求，“充分”是对全案证据量的要求。质与量的辩证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究竟何谓证据确实？什么叫证据充分？则是办案人员难以掌握和运用的一个难题，也是人们长期认识不一，说法种种的一个热点，更是我们认定“证据不足”的关键所在。根据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与实践，关于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认定标准概括如下：
(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即均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
(2)案件事实、情节都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
(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4)全案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
上述第(1)点是证据确实的要求，第(2)、(3)、(4)共同构成证据充分的要求，欠缺其中任何一点都不能认为证据已经确实、充分。[1]
据此，我们认为证据不足是指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未达到上述四项标准。在审判实务中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第一，据以定案的某个或某些证据不真实不可靠。即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尚未达到确实可靠的标准。这是确保案件质量的基础，也可称之谓基本标准。因为它会导致一错百错的严重后果。在实际工作中，常常据据以定案的每一个证据是否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作为检验案件质量的基本标准，是有其深刻道理的。
第二，作为犯罪构成的某个要件或几个要件的案件事实没有必要的证据加以证明。例如犯罪主体要件的证据不足，“立法者一般是从年龄和病理两个方面来界定犯罪的能力的有无”，[2]即“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成为犯罪主体成立的两个法定要件，”[3]即使法人犯罪，“作为犯罪主体实施的犯罪是法人这个有机整体的犯罪，但是，法人是由自然人组成的。当自然人作为法人的成员负担刑事责任时，当然也必须具备责任年龄和责任能力这两个法定要件”。[4]由此就不难看出，关于犯罪主体要件的证据不足，主要是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明，缺少必要的证据。详言之，没有出具身份证，没有查证行为人的出生证，证明其犯罪时的年龄已经达到法定的责任年龄；关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没有科学的司法精神病鉴定或其他证据证明其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症、痴呆症、病理性醉酒等，均可视为证据不足。再如关于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证明，作为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包括行为和行为的方式、对象、结果，以及行为赖以存在的时空条件。按照刑法的传统理论讲，作为客观方面要件，就是案件事实之中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过程和结果，所有这些环节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缺少任何一个环节所必需的证据，均可视为证据不足。总之，作为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是案件事实的基本内容，或曰基本事实，每一个要件必须具备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否则，就是基本证据不具备，就是证据不足。
第三，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或曰全案证据）必须是排除了矛盾，表现出同向性，对案件事实得出的结论必须具备排它性。所谓排除矛盾，是指本案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每一个证据的前后之间，排除了疑点和矛盾；所谓同向性，是指全案证据经过综合、排列表现为同一个方向，要么肯定，要么否定，要么作为，要么不作为；所谓排它性，是指全案证据的证明结果，得出了唯一的结论，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如果本案的证据在判决前，存有疑点，矛盾没排除，既有肯定有罪的证据，又有否定有罪的证据，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就形成一个疑案，疑案的存在就是证据不足的表现。
认定证据不足的方法可概括为三点，一是个别判断，逐个审查。即要对案件的每一个证据的证据力和证明力加以确定，紧紧抓住判断每一个证据的标准，也就是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这项标准，加以权衡，不符合标准的应视为证据不足；二是运用比较、鉴别、分析的方法，进行综合判断，排除矛盾，凡是矛盾没有得到排除，即可视为证据不足；三是实物检验的方法，又称实物验证法则。按照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案件中所有的言词证据，都要有实物证据验证，作到言之有物，即使没有收集到实物证据，也要把各种言词证据中所涉及到的人、财、物的来源和去向加以说明。如是否确有此人？以及案件所涉及的钱、财、物有无可靠的来源和下落等等，不能只靠言词证据定罪处刑，有供无证，只有证言，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实物证据验证，或曰没有必要的证据说明各种实物的来源和去向，均可视为证据不足。当然，由于刑事案件的复杂性，犯罪分子作案不留现场，案中实物消毁或者挥霍已尽，往往没有实物证据可查。针对这种情况，仍要贯彻实物验证法则，没有直接的实物可证，可以收集相应的间接证据（或曰情况证据），说明确有此人，确有此事，确有此款，确有此物等等，总之，不能只靠口供或几个言词证据定案。我们认为，一个案件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能定罪处刑，只有被害人的陈述也不能下判，只有一个或几个证人证言证明，都属于没有达到证明的标准，均可叫做证据不足。
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效力和变更
关于“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归属和效力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公布以后，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和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提出，作为法院的判决要么有罪，要么无罪，刑事判决只能划分为有罪和无罪两种。基于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不应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甚至说这种规定的实质，仍是介于有罪与无罪之间的存疑等；有的学者还建议，既作为无罪判决，其法律性质和效力应该与刑诉法第162条第（二）项的规定等同，没有必要作为第（三）项单列出来。我们认为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关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的规定，其法律性质与归属，乃至法律效力，在行文中已经明确，它就是无罪判决，根据这一判决应对被告宣告无罪，如果在押应立即释放，不应该再把它理解为“存疑判决”或相对于有罪和无罪之间的“第三种判决”。因为就立法者的本意而言，我国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在基本原则部分增设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在增设这一诉讼原则时，就注意到必须吸收“疑罪从无”这一合理因素。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就是这一合理因素和诉讼原则的具体运用，就是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适用“存疑判决”或者久押不判、悬而不决这种挂起来的作法而作出的立法禁止。“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西方无罪推定的精神，明确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这比原刑事诉讼法对此回避规定，导致不少疑案久拖不决，犯罪嫌疑人长押不放，在人权保护上无疑是一大进步。”[5]立法关于证据不足判决无罪的规定，一方面是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总结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出自审判实践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是在认真研究和吸收国外的一些经验之基础上产生的。例如在苏格兰“有罪、无罪、证据不足，这三种判决体系已经存在二百五十多年了，其中‘证据不足’判决是在审判结束时将人释放并禁止因同一犯罪对其再次审判的裁决”。[6]
关于“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的变更问题，人们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判决以后，获取了新的、充分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重新审判。例如《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一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退一步论，即使被告人真正有罪，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经进一步工作，获取了新的、充分的证据，还可以重新起诉，人民法院经依法开庭审理，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仍然可以宣告被告人有罪。”[7]“这种判决在性质上是无罪的，与前项无罪判决在法律后果上完全相同。法院判决后，如果侦查机关后来又取得了犯罪的证据，可以另行起诉”。[8]由此可见，对一个经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无罪判决，如何处置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容回避的。上述两书作者直言不讳，即有了证据另行起诉，另行审判就是了。但是，我们认为这是涉及到生效判决的稳定性问题，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的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新起诉和重新审判问题。在诉讼理论上关系到“一事不再理”诉讼原则问题，在程序上关系到审判监程序的适用问题，不能有任何的随意性。因为人民法院判决的变更关系到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一事不再理”原则本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指案件一经法官宣判后，就发生“既判力”，不能因同一罪行而对被告再次起诉。即“同一案件曾经有实体上的确定判决，其犯罪的起诉权业已消灭不得再为诉讼之客体”。[9]这一原则为后人在刑事诉讼中广为适用，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西方国家，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甚至还把它规定为宪法原则。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受同一犯罪处分的，不得令其两次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10]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68条规定：“任何在法律上无罪释放的人，不得再因同事实而重新被拘押或起诉，即使是以其他罪名案”。[11]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七项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12]适用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法院裁判的权威，兼以保护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以免其因同一案件而受多次裁判。
但是，从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出发，“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兼采“既判力排除规则”，即适用“一事不再理”的一些例外或补救措施。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于“既判力”的排除规则，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形：
“（一）回复原状。因迟误上诉期间致判决确定者，于其原因消灭后五日以内得声请回复原状，继续审判（刑诉法第67条至第70条）。此乃为维护当事人之诉讼利益，避免其利益不当剥夺而设立救济制度。
（二）再审。判决确定后如可认为已经确定之判决有错，遂许当事人声请再审，以改正确定之判决（刑诉法第420条以下各条）。此乃维护刑事司法发现真实之目的，救济事实错误而设立制度。
（三）非常上诉。判决确定后发现该案件之审判系违背法令者，检察长得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以匡正确定判决（刑诉法第441条以下各条）。此乃为统一法令，而对于法令的误用予以救济之制度”。[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