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关于做好共青团社会协商对话工作的意见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关于做好共青团社会协商对话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七日)
共青团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总政组织部，武警总部政治部，全国铁道团委，全国民航团委，中直机关团委，中央国家机关团委，团中央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近几年来，各级团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协商对话活动，深受广大团员青年的欢迎，给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团内民主化的建设。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更加激发了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参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热情，团内协商对话更加活跃。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大和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精神，促进社会协商对话活动健康开展和制度化，现就做好共青团社会协商对话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重要意义，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活动。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社会协商对话就是各级领导机关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依照法定的原则，对国家、地方和基层的重大事情进行对话、讨论和协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健康发展，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它是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方法；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实现民主政策，保证改革措施顺利实施的重要途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的有力措施。
各级团的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意义和作用，不断提高搞好社会协商对话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参与社会协商对话，在维护全国人民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代表、反映和维护青年具体利益；要努力促进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形成，在党和政府与青年之间架起理解、信任的桥梁，保证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得到青年群众的广泛支持；通过协商对话，培养青年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努力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明确共青团社会协商对话的地位、职责和内容。
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积极力量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军，也是社会协商对话的一条重要渠道；在社会主义民主体系中有着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共青团在社会协商对话中的基本职责是：(一)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调动青年的积极性的责任；(二)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可以沟通各级党政领导部门与青年群众对话的渠道；(三)作为青年具体利益的代表，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向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青年的要求，维护和表达青年的利益；(四)在团的组织系统内开展对话，以促进团内民主化和各界青年之间的团结。
各级团组织应当根据上述职责，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题目下，围绕以下内容积极开展社会协商对话活动：
1、团的工作决策问题。通过与团员青年开展对话，提高团的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做到团内重大情况让团员青年知晓，重大问题经团员青年讨论，重大决策有青年参与，如团的重大活动的安排，活动方式的转变，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建立，组织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等，都要同团员商量并听取青年的意见，以便把团的工作做得更为切合青年的实际和需要。
2、团员青年关心的社会问题。及时掌握团员青年的思想脉搏，抓住一些敏感性问题，尤其是有关改革的重大问题，如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以及物价、党风等问题，不失时机地开展对话，做好沟通、解释、引导工作，使对话成为青年表达意见的渠道和自我教育的场所。
3、青年具体利益问题。各级团委特别是企业单位的团组织，要经常过问和关心青年的具体利益，通过与党和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进行对话，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青年解决升学、在职学习、就业、择业、晋级、婚恋、住房等方面的困难。对于违反青年利益的有关事宜，要通过与相关的决策部门进行协商对话，妥善解决，以维护青年的合法权益。
4、党和政府、企事业单位有关的重大决策问题。通过与决策者对话，使青年的意见、愿望、利益能在重大决策和法律规章中得到较好的体现；使青年与领导更多地接触，更多地发表见解，加深相互了解，融洽干群关系，提高青年参政议政的本领和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5、青年内部群体利益的矛盾问题。由于所处的环境、行业、地位的不同，青年内部同样存在着具体利益的矛盾。组织各界青年进行对话，如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大中学生与服务人员，从业职工与个体劳动者、消费者与经营者等，促进相互了解，彼此沟通，缓解和消除矛盾，增进友谊和团结。
三、做好共青团社会协商对话的基础性和经常性工作。
参与和组织社会协商对话，是团组织的重大社会职能，也是当前团的工作的新任务。团的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自觉参与，精心指导，主动实践，努力把共青团社会协商对话工作抓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制度。各级团的组织要按照团中央意见的精神，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制定团内协商对话制度。要对各自的职责、对话内容及组织措施等，作出明文规定，确保团的协商对话工作逐步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制度。
2、搞好协作。社会协商对话牵涉社会方方面面，需要社会各方的相互配合。团组织要主动争取各有关方面的配合和支持，力所能及地开展社会协商对话工作，力争有所进展和突破。
3、摸索实践经验。各级团组织要在实践中摸索如何提高协商对话质量的经验，特别要摸索创造民主和谐气氛，增强对话双方的团结、信任、有助于讲真话、办实事的新经验。团的一切对话活动，都要坚持平等、公开、协商、求实的原则，保证协商对话有良好的社会效果。
4、区别层次，注意针对性。共青团的协商对话要在各个层次上展开。全国性的协商对话重点要放在党和国家的大事、青年问题和团的工作的重大决策方面；地方性的对话要着重讨论地方性的重大问题和与青年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基层单位的协商对话要围绕本单位青年关心的具体问题进行。对不同层次的青年，要采取不同的对话方式；对不同的问题，要在不同层次的青年和不同的地区、单位、行业灵活进行。各个层次上的每一次对话，都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要有实际内容和效果，不搞形式主义。
5、不断开辟对话渠道。要在充分发挥各级人大、政协中青年代表作用的同时，继续利用好现有的对话渠道，善于借助广播、电视、录像、报刊等现代大众传播手段和设施，扩大对话的影响和覆盖面；还可以建立“周末恳谈会”、青年接待日等固定阵地，引导青年进行各种有益的探讨，并在实践中努力开辟新途径。
6、注重提高团干部、团员青年的自身素质。协商对话的成效如何，直接取决于参加对话人员的素质。因此，要加强团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演讲才能和民主作风。要加强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团员青年的思想道德水平、主人翁责任感和民主素质，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使他们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学做国家的主人。
法的效率与西部大开发
孟 波
（兰州大学 甘肃 730000）
[摘要]本文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价值体系中的效率问题，它是我国在现代立法、守法、执法过程中值得思考的方面。在这之中，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效率与秩序、效率与公平、效率与正义的关系，合理运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方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促进法制效率的实现。进而，在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过程中，运用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去调节与控制西部开发中的资源、人才和资金等关键性因素合理有序的运作，并最终使这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得以顺利的实施和实现！
[关键词] 效率 西部大开发 交易成本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坚定的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①在我国进行了尽二十四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也证明：只有科学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才能有效的保证发展的顺利进行，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大船乘风远航！因此，根据我国改革实践的经验制定并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才是当务之急，而在制定并完善过程中合理的运用经济学的普遍原理和方法去指导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制度的建设，使之更有效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有力服务于西部大开发这场关系当今中国的发展乃至关系到全民族复兴与繁荣的伟大事业中去！
一、效率概念的阐释
效率（又称效益）作为一个舶来品是在最近二十余年才逐步引起法律界人士的重视与关注的话题。效率在英文中的单词是“efficiency”，其在朗文词典中的释义为“做的又快又省又好”。在现代法理学论著中把它定义为“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②同样，在经济学中关于效率问题分析的“帕累托效率论”是讲：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配置和使用资源，从而达到对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因此，从法学与经济学对效率的界定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律作为一种由国家独有而稀缺的资源，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配置使之实现预期的社会目的最大化是当今立法、守法、执法中所应思考的主要问题。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庞德指出法律的社会目的在于“在最少的阻碍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③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在实体法中，还是在程序法中都要遵循其内在的经济规律，按照“经济理性”的要求去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成
本与效率问题，从而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限的司法资源得以合理有效的配置，进而最充分的保证我国人民在当前阶段的政治、经济权益，并为西部大开发的可持续性发展保驾护航！
二、运用经济学分析效率问题在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应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境地，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指挥，各种资源逐步从低效率利用向高效率利用转移，并最终达到一种价值最优化的状态。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与监管者应该合理运用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来使竞争中的盲目性、偶然性、任意性、风险性等资源浪费现象减少到最低化。而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武器之一便是法律，这就要求法律的建设在正确的调控其它资源的同时法律自身先要作到效率第一与价值最大化。
首先，我们对实体法中的民商法用经济学的观点加以分析。根据著名经济学家科斯的科斯第一定律：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最佳配置，而与法律无关。④波斯纳对这里的交易成本定义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通过自愿交换而实施法律行为所支付的成本。⑤从而可见，最大限度的节约交易成本是经济立法的效率所在和根本动因。交易成本在经济立法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经济立法本身的成本和守法、执法的成本；二、经济立法改变市场资源配置所节省的成本。这两种成本之间是一种呈反比的关系，我们加大对第一种成本的投入相应的会使第二种成本的投入减小；相反，我们强调第二种成本的增加相应的便会节约第一种成本的投入，而按经济学最大边际效用的原理就需要我们在经济立法中找到两种成本的最大边际效用交叉点，从而指导我们的经济法制建设工作。一方面，一部公平而高效的法律就要达到它给市场资源合理配置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违法所付出的成本，只有这样经济立法才是最高效率的法律，否则，当守法的成本大于违法的成本时，人们就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而这样法律作为秩序、公正和公平的代表的形象就荡然无存了。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使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达到最优化。例如，经济学中科斯定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和保护产权最有利于对有限的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率。所以对产权的清晰界定是经济立法的基本前提，而我国民法中关于“物权”的法定定义至今没有确定，从而使经济交易中的当事人在物权的所有权、抵押权和担保权上无从着手，这就使的大量的司法纠纷集中于此。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231号《法院情况反映》1991年1-9月法院合同纠纷案件下降0.16%，借款合同案件下降44.44%而同期全国的三角债却高达2800亿元这说明了法律所能优化人们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费用远远大于市场资源自我调节的费用，所以人们放弃法律而自觉的节省有限的经济成本，以至使经济立法因不经济而被束之高阁。总而言之，
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市场主体会自觉不自觉的运用经济学中博弈论的观点去分析交易成本，“对于能使交易成本达到最小而收益最大的法律予以遵守”，⑥反之，则予以抛弃。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立法的效率问题上沿着边际成本曲线，在市场主体的总体收益与可承受损失的原则下，追求经济立法的社会目的有效的实现。就如恩格斯所说得法的起源那样“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每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就成了法律。”⑦这就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最高标准。
其次，我们对程序法中的民事、刑事诉讼法用经济学的观点加以分析。我国在诉讼法上的价值取向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而波斯纳认为“正义的第一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是效率。”⑧可见，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合理的配置这一稀缺资源，使之最有效的利用便是对正义的最大的追求！在诉讼法中交易成本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经济成本，即在诉讼前、中、后中的经济资源的投入；二、社会成本，即法律后果所要为社会所认同所付出的成本。我们这里主要分析诉讼中的经济成本。它又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诉讼的预期成本和诉讼的成本。一部公正而高效的诉讼法应该使两者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使预期成本与现实成本的差额达到最大化，从而最终实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法律价值取向。例如，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合理的移植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的审判程序精髓的同时确定采用两审终审制，并在第一审程序中分离出简易程序的审理，从而更加贴近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它更能迅速及时的惩罚犯罪，扶植良好的社会风气，降低诉讼成本费用，达到使当事人的预期诉讼效益提高的目的，从而有效的避免了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的启动，把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最大效用配置到社会最需要的方面，最终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健康、有序、快速、稳定的发展。总而言之，对诉讼法中的诉讼效率与诉讼成本的研究要求我们尽量节省有限的审判资源和充分利用多种诉讼资源去公正、合法、快速的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合法行为，从而到达诉讼当事人预期效果和法律社会目的的实现。同时，更要求我们正确的调整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改变过去司法实践中“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局面，真正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诉讼法律体系。
最后，综上所述，高效有序的经济法律体系的建设是诉讼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和实体保障，而高效公正的诉讼法律体系的健全是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的前提和程序保障。两者从健全与完善的时间上来讲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因此，这就明确要求我们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过程中既不能重实体而轻程序，也不能重程序而轻实体，而要在法制建设
上同样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最终把我国的以法治国的精神切实的贯彻执行下去。
三、西部大开发中的法制与效率问题
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党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反映最广大中国人民意愿的真实体现，是动员社会各个地区各个方面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决策，它更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生动反映。在这场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我们只有以法律作为根本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才能切实的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性发展，才能真正体现党和国家对西部大开发的重视性与严肃性。因此，我们呼吁在西部大开发问题上可适用“适度超前立法”的原则，制定适合于西部大开发的切实有效的法律。对这部法律主要从三个方面重点分析。
第一，对资源的立法。西部地区蕴涵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人文资源。如何合理高效的运用这些资源使之可持续性的服务于西部的经济发展是西部大开发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其中我们一定要借鉴在东部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破坏性、无序性、浪费性、灭绝性的开发使用问题，坚决不能再走“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子，而应是从开发的最初就注意开发与保护并举、利用与治理并存，在有效的配置资源的基础上为长期、合理、高效的发展节约远期成本，从而在一段甚至更长时间内达到价值最大化。
第二，对人才的立法。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西部之所以落后的关键性问题是人才的不合理流动，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正是这种不合理流动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要从立法上来规范人才的合理流动体制，利用经济功能调控人才的分布与流量。同时，应当摒弃那种狭隘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人才政策，为人才的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各进其才提供良好的个人职业生涯环境。对于西部人才体制来说，只要能以合理的代价换来较大化的社会利益，那怕是以最大的个人利益换来对整个企业乃至社会最佳的边际效用也是一种高效良好的人才机制！
第三，对资金的立法。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国家、社会和企业必然会投入大量的资金。这就要求建立有效的资金监控机制，保证国家资金在西部大开发中用到最有效益的项目中去，保证资金的正常运作，要改变过去受之于鱼救济式扶贫，而要开展受之于渔开发式扶贫！同时，加强反腐倡廉的力度，切实贯彻“三讲”“三个代表”的精神，遏止腐败滋生的温床，为西部大开发创造一片晴朗的天空！
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我国法制体系建设和实践中，正确处理效率在法律体系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切实注重“成本”这一经济术语在实体法和程序法建设中的合理调节作用。
正确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边际效用理论”“博弈论”等经济分析方法去观察和思考法制体系建设过程中的效率问题。进而，在法律实践中自觉遵守经济规律和要求，更好的制定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更好的适应于我国现阶段西部大开发的需要，更好的服务
于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
致谢：本论文的到法律系硕士生导师李功国教授的审阅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简介：孟 波 男 山东德州人 （1978- ）， 现为兰州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参考书目：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224页
②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243页
③ [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第71页
④ R.H.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第14--15页
⑤⑧ [美]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译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391页
⑥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31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第538--5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