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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机关在依法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或“保护伞”时，有些涉案嫌疑人以自己根本不知道组织、领导、参加或者庇护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故而缺乏主观故意为由，以此欲为自己脱罪。还有一些涉案嫌疑人认为自己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并非“自愿”，以此作为推脱自己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理由。如果相关行为人确实不知道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或确实属于“非自愿”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否就不构成我国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犯罪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质言之，上述两罪名的涉案嫌疑人在主观方面是否以“明知”、“自愿”为要件？

　　一、行为人是否必须明确知道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以及“保护伞”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在主观方面的罪过是直接故意，在刑法学界并无争议。这也是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认定为犯罪坚持主客观相统一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的体现。

　　在犯罪主观方面，行为人所组织、领导、参加的犯罪集团或包庇、纵容的犯罪集团是否要求明知组织、领导、参加或者包庇、纵容的犯罪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我们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对于犯罪集团是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需要我国司法机关通过大量的、充分的证据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严格予以界定。即使是心智正常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难以对其准确判断。

　　但是，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其关键在于对刑法中故意的认识（或意识）内容的理解。刑法中故意的认识的内容不仅包括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本身的认识，还包括对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的评价性认识即违法性认识。违法性认识是社会危害性认识的表现形式。关于违法性认识，正如我国知名的青年学者陈世伟副教授在《三大法系违法性认识比较研究》一文中所论述的：“并不是要求行为人认识到法律的具体规定（当然也更不是刑事法律的具体条文的规定），而是在认识到事实的同时，也知道自己行为的为整个法秩序所不允许。”日本著名刑法学者大冢仁教授就此认为，违法性的意识是指行为人心理漠然地表现出自己的行为在成为法规范基础的国家、社会伦理规范上是不允许，不需要正确地知道禁止的法令和其条章，也不需要表象自己的行为确实是不被允许的。

　　因此，行为人对于组织、领导、参加的犯罪集团“保护伞”包庇、纵容的犯罪集团是否确实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在故意认识的要求的范围内的。换言之，只要行为人认识到组织、领导、参加的是一个非法组织或者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包庇、纵容的是一个非法组织，知道这种行为是为“整个法秩序所不允许”即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不要求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时或者“保护伞”包庇、纵容犯罪集团时明确知道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只能是我国司法机关认定其犯罪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人组织、领导、参加该犯罪集团时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了以及“保护伞”包庇、纵容黑该犯罪集团时已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了，此时行为人就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或者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二、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加入是否必须是“自愿”

　　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加入并不以“自愿”为前提的。行为人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就加入行为的主观意愿而言，可以分为自愿与非自愿，非自愿又有以下几种情况，受蒙蔽、被胁迫、身体受强制。具体分析，（1）行为人自愿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为该组织成员自不待言。（2）行为人受蒙蔽加入，仅就受蒙蔽而在主观方面处于“无知”即缺乏主观故意应不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但是，当行为人知道加入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后而仍然不脱离该组织，并参与该组织策划、安排的违法犯罪活动，此时行为性质发生了变化，该行为人也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3）行为人被胁迫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此时行为人是受到精神上的强制、胁迫而实施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但是该行为仍然是受其意识和意志支配的。根据我国刑法理论，“人在受到精神强制、威胁时实施某种损害社会行为的情况，除了符合紧急避险条件属于合法行为的以外，其他不符合紧急避险条件而达到触犯刑法程度的，都应当认定为犯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行为人被胁迫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除了符合紧急避险条件属于合法行为的以外，原则上仍然应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但是从瓦解黑社会性质组织和鼓励试图脱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公共政策考虑，如果该行为人还尚未参与、实施该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将其不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为宜。并且司法解释第3条第2款也规定：“……胁迫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其规定前提就是将胁迫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行为人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4）行为人的身体受到强制而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表现为身体受到强制的情况下履行一定的“入会”、“入帮”的手续或者程序。这种加入行为是违背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该行为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此时行为人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

　　通过上述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加入并不以“自愿”为前提的。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有的人员起初并非自愿加入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是后来成为了该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骨干甚至领导者，如果仅以加入时不“自愿”而将其排除于成员之外恐非妥当。

（作者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承认台湾法治的一大步
-----谈一则大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大陆最高人民法院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法释〔2010〕19号《关于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规定》，其第1条第2款规定：”根据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选择适用法律的规则，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的，人民法院予以适用”。
笔者曾于2006年大陆「中国法学会」举办之「海峡法学论坛」，以「开放选法 再创双赢」为提，撰文呼吁大陆，尽速以颁布新法或司法解释之方式，肯定涉台民事案件可适用台湾地区之民商法律。尤其对于涉台经济合同，应容许当事人以自由之合意，选择台湾地区的法律，作为纠纷解决之准据法。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如今此举，或许是作为其2010年底通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统一选法规则的配套规定（注1）；也或许是注意到人民法院受理涉台与涉港、澳民事纠纷，在准据法适用上的差异待遇（注2）。无论如何，吾人认为，准许人民法院适用台湾地区法律，可视为大陆当局继认可台湾民事判决后，再一次承认台湾法治的重大善意行动。
实则，为调整两岸法律冲突，台湾《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原即不排除在台审理涉及大陆地区人民案件，直接适合大陆之法律。反观大陆，对于涉台民事纠纷之法律适用，究竟是视为国内案件，当然适用大陆法律，或比照涉外或涉港、澳案件，容许适用大陆以外的法律，长久以来，并无明确规范，学界与实务见解亦多分岐（注3）。或出于”一国两制”之立场，认台湾与大陆是地方法域与中央法域的关系，两者的立法并不存在以法域平等为前提之法律冲突问题；或出于唯恐适用台湾法律，将造成承认台湾的主权地位或政治实体，有违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大陆的司法机关，过去甚至存在”尽量适用大陆法律，尽少适用台湾法律，若遇到完全不适合适用大陆法律的案件，则不予受理”的默契。此非常不利于两岸法律冲突的解决，也为双方经贸与人民往来，徒增不少法律风险。台商故宁愿负担较高成本，迂回以外国或甚至于以港、澳厂商身份进入大陆市场，以冀求获得较公正有利的境外法律保障。
虽然，首述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仅系司法解释，并非常态的、更上位的法律。且细绎其中，何谓”涉台民商事案件”，何种案件属于”确定适用台湾地区民事法律”，尚不明确。况第3条亦设有”确定适用有关法律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适用”，即所谓”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限制。然而，明白肯定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台湾地区法律，毕竟是为两岸法律冲突的彻底解决，重新开启了机会与方向，更体现了两岸彼此多年「法域平等」、「平等互惠」、「相互尊重」等宣言，也必然加快双方的法律学习与司法协助步伐。最重要的，台湾地区民众于前进大陆，遭遇民事纠纷时，如能适用自己较熟悉的本地法律来解决，将有效减低对大陆法治现况的不信任感，实大有利于促进投资与交流。相关发展与后续效应，值得我们重视观察。

注1：大陆过去并无独立的国际私法，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冲突之规范方式，计有：一、条约。二、立法，如《民法通则》第8章、《海商法》第268－276条、《票据法》第95－102条等。三、司法解释。
注2：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9日发布《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文规定，关于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之法律适用，应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第3条（1）款）。除准许人民法院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时，适用《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外资企业法》等涉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国际惯例（第3条（2）款）。还规定了除违反大陆的社会公共利益与大陆已声明保留的国际条约条款外，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按照《民法通则》第8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的规定，应适用港、澳地区的法律或者外国法律的，人民法院均可准予适用。
注3：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4月2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7、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１７８”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目标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1992年7月14日《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３０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或者诉讼目标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对大陆而言，台湾并非境外，台湾居民并非外国人，故解释上涉台民商事案件非属涉外案件，只能适用国内法。
但有认为，依 1994 年 3 月 5 日 人大常委会通过《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第 13 条”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照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有关规定，享受优惠”、1988 年 6 月 25 日 国务院通过《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规定》第 5 条，台胞投资企业、台湾投资者可以参照执行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应得以台湾法律为准据法。另依 2002 年 2 月 25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5 条规定，涉及台湾地区当事人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管辖，比照涉外民商案件，适用该规定处理。诉讼管辖既可以比照涉外民商事纠纷案件，准据法的适用为何不可？
基此，1989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台湾法律研究所完成的《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人民关系法建议草案》，第7条规定”民事法律的适用采用属地主义原则。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地或事实发生地，跨连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适用行为或事实结束地法律，但损害大陆地区或大陆居民合法权益者除外”。 另在1991年著名法学家韩德培、黄进教授草拟之《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范例条例》第27条，也建议除部分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作勘采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外，应让涉台合同得以适用当事人协商一致及以明示方式选择的法律。再依笔者搜寻，2006年10月31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涉外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意见》第1条”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似均肯定审理涉台民商事案件得适用台湾法律。

（2011/3/8完稿，原载：台?撤?删Whttp://www.lawtw.com/article.php?template=article_content&area=free_browse&parent_path=,1,4,&job_id=170341&article_category_id=15&article_id=95663）

作者姓名：戴世瑛
台湾执业律师、政治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大陆国家司法考试及格
经历：台中律师公会大陆法令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大陆法令研究委员会委员、2005年6、7月厦门大学讲授「台湾法制概论」。2006年9、10月天津南开大学讲授「台湾法制概论」、2010年10月13-27日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区际刑法--台湾刑事法问题」、亚洲大学「大陆法制概论」兼任讲师、云林科技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中国大陆法律」兼任助理教授级专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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