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10大创新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10大创新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在过去一年中，全国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及竞争案件数量继续大幅增加，各级人民法院深入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知识产权审判任务。为集中展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的成就，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导作用，经各高级人民法院推荐，并结合2012年我院审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情况，我院选定了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同时，当前知识产权审判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新难案件越来越多，对这些案件的裁判能力直观地反映司法保护能力。针对上述现状，为了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培育法官的创新精神，我院同时选定了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创新性案例一并发布。现将这些案件和典型案例名单印发，供各级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参考借鉴。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2013年4月15日
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案件名单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1.“IPAD”商标权属纠纷案
苹果公司、IP申请发展有限公司与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商标权权属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民三终字第8、9号民事调解书）
2.“三一”驰名商标保护案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与马鞍山市永合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原名马鞍山市三一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湘高法民三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
3.计算机中文字库著作权纠纷案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与暴雪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九城互动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第九城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情文图书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三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4.“葫芦娃”动画形象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胡进庆、吴云初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著作权权属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五（知）终字第62号民事判决书）
5.涉及百度文库著作权纠纷案
韩寒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民初字第5558号民事判决书）
6.CDMA/GSM双模式移动通信方法专利侵权纠纷案
浙江华立通信集团与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知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
7.“泥人张”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张锠、张宏岳、北京泥人张艺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张铁成、北京泥人张博古陶艺厂、北京泥人张艺术品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提字第113号民事判决书）
8.侵害姚明人格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姚明与武汉云鹤大鲨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侵犯人格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鄂民三终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9.“乐活”商标侵权行政处罚案
苏州鼎盛食品有限公司与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行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10.网络游戏私服侵犯著作权罪案
赵学元、赵学保侵犯著作权罪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刑终字第0003号刑事判决书）
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10大创新性案件名单
1.柏万清与成都难寻物品营销服务中心、上海添香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544号民事裁定书）
2.无锡市隆盛电缆材料厂、上海锡盛电缆材料有限公司与西安秦邦电信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古河电工（西安）光通信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3.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上海虹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我要网络发展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武知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4.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与北京图书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广东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豪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2〕西民初字第14070号民事判决书）
5.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郑守仪与刘俊谦、莱州市万利达石业有限公司、烟台环境艺术管理管理办公室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鲁民三终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
6.徐斌与南京名爵实业有限公司、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公交海依捷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等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
7.联想（北京）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福建省长汀县汀州酿造厂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行终字第1739号行政判决书）
8.利莱森玛公司、利莱森玛电机科技（福州）有限公司与利玛森玛（福建）电机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闽民终字第819号民事判决书）
9.衢州万联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周慧民等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00号民事判决书）
10.刘大华与湖南华源实业有限公司、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垄断纠纷上诉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2号民事判决书）
2012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例名单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鲜乐仕厨房用品株式会社与上海美之扣实业有限公司、北京惠买时空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民终字第3974号民事判决书)
2.哈尔滨工业大学星河实业有限公司与江苏润德管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0021号民事判决书）
3.亚什兰许可和知识产权有限公司、北京天使专用化学技术有限公司与北京瑞仕邦精细化工技术有限公司、苏州瑞普工业助剂有限公司、魏星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苏中知民初字第0301号民事调解书）
4.淄博诺奥化工有限公司与南京荣欣化工有限公司、南京乌江化工有限公司、淄博金博科贸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淄民三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5.湖南高雷同层排水科技有限公司与张超专利权权属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长中民五初字第0334号民事判决书)
6.李健开与黄泽凤侵害外观设计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98号民事判决书)
7.上海倍安实业有限公司与首安工业消防有限公司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渝高法民终字第00071号民事判决书）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8.薛华克与燕娅娅、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1〕朝民初字第20681号民事判决书）
9.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王钟、北京幻想纵横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合同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136号民事判决书)
10.周传康、章金元等与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等侵害著作权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知初第967号民事判决书）
11.孙根荣与冯绍锦侵害复制权、发行权纠纷案（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景民三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
12.上海世纪华创文化形象管理有限公司与湖北新一佳超市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鄂民三终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
13.上海激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市广播影视局、武汉网络电视股份有限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武汉中知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14.游戏天堂电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与三亚鸿源网吧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琼民三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
15.重庆帝华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四川美术学院、周宗凯委托创作合同纠纷上诉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渝高法民终字第00115号民事判决书)
16.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与王后雄、中国青年出版社、四川凯迪文化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川民终字第472号民事判决书）
17.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电影营销策划分公司与成都市金牛区星空牧羊星网吧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成民初字第1093号民事判决书）
18.张弓与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政府、中共兰州市城关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马莉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甘民三终字第87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
19.舟山市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与北京申马人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华冠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民终字第58号民事判决书）
20.宝马股份公司与广州世纪宝驰服饰实业有限公司、北京方拓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李淑芝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民终字第918号民事判决书）
21.株式会社迪桑特与北京今日都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深圳走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民终字第3969号民事判决书)
22.美国威斯康辛州花旗参农业总会与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吉林市参乡瑰宝土特产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吉林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吉民三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23.吕秋阳与哈尔滨银行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黑知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
24.立邦涂料（中国）有限公司与上海展进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64号民事判决书)
25.南京圣迪奥时装有限公司与周文刚、南京奥杰制衣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218号民事判决书）
26.法国轩尼诗公司与郑维平、昌黎轩尼诗酒庄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晋贸易有限公司、秦皇岛玛歌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合民三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书）
27.年年红国际食品有限公司与德国舒乐达公司、厦门国贸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闽民终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
28.周志坚与厦门山国饮艺茶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闽民终字第498号民事判决书）
29.海门市晨光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与青岛莱特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鲁民三终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
30.鳄鱼恤有限公司与青岛瑞田服饰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鲁民三终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
31.河南杜康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汝阳县杜康村酒泉酒业有限公司、河南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郑民三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书）
32.广东欧珀移动通讯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星宝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郑关笑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粤高法民三终字第79号民事判决书)
33.成都科析仪器成套有限公司与成都新世纪科发实验仪器有限公司、成都市时代科发实验仪器有限公司、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川民终字第208号民事判决书）
34.博乐市赛里木酒业酿造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赛里木湖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2〕新民三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
（四）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及其他
35.天津中国青年旅行社与天津国青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
36.天津市泥人张世家绘塑老作坊、张宇与陈毅谦、宁夏雅观收藏文化研究所、北京天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及虚假宣传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津高民三终字第0016号民事判决书）
37.岳彤宇与周立波域名权属、侵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书)
38.无锡市保城气瓶检验有限公司与无锡华润车用气有限公司拒绝交易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知民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
39.山东亿家乐房产经纪咨询有限公司与李袁燕特许经营加盟合同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鲁民三终字第233号民事判决书）
40.美国通用能源公司与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化工研究院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西民四初字第419号民事调解书）
41.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张掖市丰玉鑫陇种子有限公司、曹玉荣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甘肃省张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张中民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42.河南省正龙食品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陈朝晖外观设计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行终字第1733号行政判决书）
43.YKK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广州嘉绩拉链机械有限公司发明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行终字1088号行政判决书）
44.赢创德固赛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发明专利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行终字第1486号行政判决书）
（二）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45.同济大学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商标争议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行终字第703号行政判决书）
46.深圳市李金记食品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李锦记有限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行终字第1283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7.伍迪兵、李玉峰侵犯商业秘密罪、侵犯著作权罪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2〕海刑初字第3240号刑事判决书）
48.胡君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2012〕宜知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书）
49.陈建良假冒注册商标罪案（福建省鼓楼区人民法院〔2012〕鼓刑初字第399号刑事判决书）
50.燕亚航侵犯著作权罪上诉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深中法知刑终字第35号刑事裁定书）
挪用公款罪有关实务问题之我见
梁俭明
挪用公款作为一种职务犯罪，其新的犯罪形式层出不穷，有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认识不一。为正确运用法律，准确地惩治犯罪，现就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几个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如何认定法人代表的“擅自”行为
刑法理论认为，所谓挪用公款是指行为人未经合法批准而擅自将公款移作他用。这一定义，对于非单位负责人(如单位副职、各部门负责人等)将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挪用公款犯罪是基本适用的，但对于单位负责人，尤其是对于那些由一人负责、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的公司、企业负责人所实施的将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挪用公款犯罪并不完全适用。有人说，单位负责人对单位财物拥有相对独立的管理、经营权，其有权支配单位的财物，也就不存在 “擅自” 问题。这岂不是说，凡法人代表以法人的名义所实施的将公款移归他人使用的行为都是法人行为、职务行为，不存在挪用公款犯罪的问题？
笔者认为：一切未经有权机关合法批准的行为，都只能是一种擅自行为。这是由公款的所有权及其法定用途所决定的。法人代表只有在法律及其职责范围内活动才是代表法人意志的、有效的行为，才能称得上是法人行为。而那些违反法律规定、超越职权范围又没有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没有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在此姑且不论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也有可能构成共犯）的行为只能是其“擅自”的个人行为。在此情况下，即使法人代表是以法人的名义实施行为的，也只能说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个人行为。实践中，判断是否法人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 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公开性。法人行为一般是为单位其他人所知，往往具有一定程序的公开性。而个人行为一般较为隐蔽；
第二、 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欺骗性。个人行为的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掩饰其个人意图；
第三、 行为人之行为是否具有正规合法性。法人行为一般有正规合法的手续，而个人行为则不然。
二、对使用人企业性质的界定
根据刑法的规定，只有挪用公款的使用人是“个人”的，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1998年4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样，在查处挪用公款案件时，认定使用人企业的性质就成为至关重要的条件。一般情况下，判断企业性质的依据是企业的《营业执照》。因为，《营业执照》是国家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给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单位取得合法经营权的凭证。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名为集体实为个体的情况客观存在，如果简单地凭营业执照来认定，容易导致审判实践中对挪用公款罪打击面过窄，无法有效地保护公款的专用权。实践中，不少企业的挂靠活动和承包活动造成了企业财产关系混乱、产权不清、界限不明，公款被挪用了给类似企业使用，它们的性质是个人还是集体呢？对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往往又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重新核定，使办案工作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对此应如何处理?有人认为，国家并未赋予检察机关改变、认定企业性质的权力，有此权力的只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检察机关认定企业实际性质就是越权行事。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认定企业的实际所有制性质纯属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而非什么专门的技术性鉴定工作，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发现企业性质登记有误的，即可根据实际性质认定犯罪，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定企业性质、核发营业执照的行政行为分属不同的职能范畴，不能相提并论。只有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制原则。
鉴于企业性质问题在认定、追究犯罪时事关重大，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应注意从以下几个决定企业性质的核心问题进行查证:一是从企业的投资来源、资金信用证明、验资证明或资金担保等情况中，弄清真实的投资方式；二是从主管部门或审批机关的批准情况和利润分配情况中，弄清其真实的所有制形式；三是从企业经营方式上，弄清其企业财产的真实所有权 (如系承包制、租赁制，其原所有制性质不变)。查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来把握其本质，而不被浮云遮望眼。
行为人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时，己符合挪用公款罪对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客体(公共财产的使用收益权)、客观方面（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要求，实践中争议颇大的是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明知，即行为人是否明知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决定了行为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如果明知，行为人主观上就有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故意，构成了挪用公款罪；反之，则不能认定行为人有挪用公款给个人使用的故意，缺乏主观方面的要件，行为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事实上，如果行为人是企业的法人代表，就理所当然有合理合法地善用企业资金的义务，基于此，也就有义务对使用人的资信情况、企业性质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如果行为人根本不作任何调查了解，而使用人事实上就是名为集体实为私有公司、私有企业的，则不能说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放任的罪过，对此也应以挪用公款罪予以追究。在办理案件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直接或间接故意的主观罪过形式，才能对行为人定罪处刑。实践中，情况很复杂，有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挂靠、租赁、承包企业，有资金雄厚、规模庞大、员工众多的私有企业，它们都不是一目了然的私有公司企业，必须查清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如：是事先明知还是事后知道；案发后重新核定使用人的企业性质，其结果与行为人事先的认知情况是否一致等等。避免出现只要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就对行为人定罪的客观归罪现象。但在查清行为人是事先明知的情况下，也不能由于一纸营业执照上注明使用人是“集体企业”而令我们望洋兴叹、放纵犯罪。
三、“借贷”挪用的法律责任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公款的挪用与使用多以借贷名义出现。在一些数额较大的案件中，双方往往订有 “合同”、“协议”或“借据”，甚至明确约定借用期限、利息。对以“借贷合同”形式进行的挪用行为如何定性，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双方系民间借贷关系，属民事法律调整范围，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此类“借贷”行为触犯了刑法，应构成挪用公款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借贷”挪用行为具有严重的违法性。在挪用公款案件中，挪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预付货款、支付定金、虚假联营……等，“借贷”只是其中一种。但无论何种形式都不能掩盖行为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目的。因为，这种“借贷”行为本身就具有严重的违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和《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明确规定：此类违反金融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第七十三条规定：“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股份合作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擅自发放贷款的；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人处以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国务院1998年7月13日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以“借贷”名义挪用公款的行为，其“借贷”行为违反了国家的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
2、“借贷”挪用是一种情节较重的犯罪行为，应受刑罚处罚。因为，此类“借贷”合同属绝对无效合同，自始至终不受法律保护，只能依照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去处理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亦明确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自始至终没有法律约束力。第一百二十七条还规定“对利用合同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借贷”挪用是一种禁止性行为，并为刑法所追究。最早明确禁止“借贷”挪用的法律规定见于《公司法》，该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首次确立了“挪用资金罪”，并将“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列为主要罪状。修订后的刑法第272条吸收了此规定，并在第二款中规定 “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此罪状之行为的，按挪用公款罪论处。因此，“借贷”挪用不仅为公司法所禁止，也为刑法所禁止。因此，认定利用“借贷合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是有法律依据的。
3、“借贷”挪用行为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从挪用公款罪侵害的客体看，此罪侵害的是公款的使用权，即破坏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挪用尽管名义上有“借贷合同”，但同样侵害了公款的公用性，“借贷”改变不了将公款挪归个人使用的性质。而且其“借贷”行为本身还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是一种非法的金融业务活动，破坏了正常的金融活动秩序。因此，从侵害客体上讲，“借贷”挪用行为，比其他形式的挪用行为危害更为严重。司法实践中，应将其作为较重情节从严惩处。
四、如何看待“借贷”挪用利息归公的问题
实践中我们往往碰到这样的情形：某法人代表应朋友的要求同时也出于为本单位增加利息收入的动机，将公款“借贷”挪用给私有企业使用，双方私下签定了“借贷协议”并约定了借款期限和高于银行的利息归出借方单位所有，实际中也是按“协议”履行过，后来借款方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期还本付息。对此应如何定性？有人认为，行为人是出以公心、所收利息归公、自己没有从这中谋取私利、借款又有书面协议，故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刑事立法根据目的行为确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原则。众所周知，任何行为都有目的和动机之分，犯罪行为也不例外。犯罪行为的目的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希望产生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犯罪行为的动机则是促使行为人决意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例如，抢劫犯实施抢劫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有的可能是为了给家人治病，有的则是为了赌博，等等。因而，犯罪行为在刑法理论上有目的行为和动机行为之分。目的行为是为达到犯罪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如抢劫行为；动机行为则是行为人在犯罪目的实现之后为满足其动机而进一步实施的行为，如抢劫之后用抢得的钱财进行旅游的行为。就性质而言，目的总是违法，动机则不一定违法。就行为对客体所起的作用来说，目的行为必然要侵害一定的客体，但动机行为则不一定对客体构成侵犯。因而在刑事司法中，总是根据目的行为定罪，而不是根据动机行为定罪。也正是基于此，刑事立法只能把目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动机行为则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响。对挪用公款罪而言，“挪用”行为显然是挪用公款罪的目的行为，这一行为的实施必然对国家、集体的公共财产占有权、使用权以及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侵犯。至于，其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如：“帮朋友”、“为本单位增收”、“为谋取私利”或兼而有之等等，都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当然，动机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可能没有任何影响，但它仅仅是一种量的影响作用，而不是质的决定作用。
五、限定现行《刑法》272条第1款中“借贷”的意义范围
2000年7月2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为《批复》）中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对这《批复》的应如何理解？实践中有人产生出这样一种误解：好像一提到“借贷”就必须是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资金“借贷”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才构成犯罪，而那些以本单位的名义将资金“借贷”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的就不构成犯罪了。因而，见行为人和使用人双方以各自法人名义签有“借贷合同”就轻易地下一个“属民间借贷，不属刑法调整范围”的结论。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未能正确把握“借贷”的法律含义。
根据１９９１年７月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 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 1999年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等法律规定的精神，概括起来笔者认为：借贷有两种，一种是金融借贷、另一种是民间借贷，而只有出借人一方是个人、借款人一方可以是法人或个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的民间借贷才是合法有效的。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中的“借贷”的意义应限定在合法有效的范围之内，应是符合法律特征的“借贷”，并非指违法无效的、广义上任意解释的所谓“借贷”。因而，专门在《批复》中就相应地表述为“以个人名义借给……”。而对于那些行为人和使用人双方以各自法人名义签有“借贷合同”的案件，其所谓“借贷合同”只不过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一个记数依据，只符合民间的表述习惯，不能说明有法律意义上的“借贷”关系存在，我们不能因行为人和使用人说是借贷就是借贷，忽视了行为的实质而看不到这本身也是挪用公款的一种手段。我承认《批复》中表述的“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的行为固然是一种构成犯罪的行为，但这规定并没有涵盖“以借贷之名行挪用之实”这种情况，并没有穷尽所有挪用犯罪的表现形式。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情形是，行为人作为单位的领导、负责人要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只要吩咐财务人员将款项从本单位账户上直接划到使用人的账户上便可以达到其挪用的目的，而无需以其个人名义借给使用人，这样的操作更具有隐蔽性，容易使财务人员不明真相而服从其指令行事，不会提出异议和疑问。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更能反映出行为人利用了职务之便的事实，行为人这样滥用职权、瞒天过海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挪用目的，有着更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更应受到刑罚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