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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角度看党依法执政需要做些什么

作者：张宗平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本人认为，“依法执政”包含三重意思，一是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来源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二是党在国家中的各种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三是党在国家中的执政方式必须符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基于此，从法律角度看，党要实现依法执政，需要重点解决几个问题：
一、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依法进入政权组织
依法执政，从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角度看，就是要合法取得执政权。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夺取政权取得执政地位，至今已执政近60年。但是，正如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鉴于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是通过其成员在国家政权中（而不是在国家政权之外，更不是在国家政权之上）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来实现的，在党注重依法执政的当今，本人认为，党要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进入政权组织的问题，使党进入国家政权组织、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方式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为此，需要进行两项制度建设：
一是修改党章，解决党代表不是人大代表、党委成员不是人大常委会委员的问题，实现人民民主与党内民主的有机结合，保证经人民民主选举而被赋予权力的各级人大常委会中的中共党员进入本级党委。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将党章第十一条修改为：“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党的组织须选出或组织党的候选人参加本级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选举产生的本级人大代表中的中共代表担任，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选举产生的本级人大代表中的中共代表人数决定。党的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的中共委员担任，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由本级人大选举产生的人大常委会中的中共委员担任，党的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由本级人大选举产生的人大常委会中的中共委员的人数决定”。如此修改党章后，各级人大中的中共代表既是党代表又是人大代表，党的各级委员会都在本级人大常委会，党不用另外设立常委会，中央也不用设立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新的党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通过人大的组织法、议事规则和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来实现党的领导，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召开只有党代表、党委委员参加的党代表大会和党委全体会议。具体来说，在国家层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中的中共委员，都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向新的党中央负责，受新的党中央监督；新的党中央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在地方层次，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镇的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其后由当选人大代表的中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地方党委；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这一级党委，也由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
二是修改法律，保证党作为执政党的宪法地位。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减少党执政体制改革的阻力，消除可能出现的动荡和不稳定，本人认为，需要根据宪法规定对人大选举法和组织法进行修改，规定一定比例（如50％、60％）的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由中共党员参选，其余名额由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选。这样一来，在民主法治的时代潮流下，既保证了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国家主席、总理、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府首长等重要职位都由中共党员出任，又可保证将来人民民主、党内民主选举的公正透明，保证公民和党员从党内选出最被认可的优秀领导者。
　 二、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依法执政，从执政党执政行为的运行前提来看，就是要尊重并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关于“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的规定、党章关于“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规定，是把执政党执政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的基本依据，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法制原则。为此，党（党的执政者）在执政中，需要自觉地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一是在制定政策、方针时，要注重政策、方针与法律之间的协调和衔接，确保政策、方针与法律不冲突，确保过时陈旧的法律在政策、方针的指导下能及时得到废止或修改，确保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方针能及时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新的法律。要做到这一点，从组织保障的角度看，需要在党委机关中设置法制机构。
二是在执政活动中，要强化自我约束意识，不能随意扩大管辖事务的范围和处理事务的权限，并要对自己的失信、失当、失误行为，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执政者必须摒弃权力无限和权大于法的观念，切实避免靠党治国、由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切实防止政党意志高于国家法律、政党权力高于其他权力、政党机构包办一切事务的倾向，牢固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明确自己手中的权力是有限职权、是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确实“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党要实现依法执政，必须依法规范政党关系和政党行为
依法执政，从执政党执政行为的运行方式来看，就是要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党关系和政党行为。为此，本人认为，党依法执政需要注重两个问题：
一是在处理各方关系上，需要健全政党法律制度，规范政党关系和政党行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现行宪法在确认的基础上允许其“长期存在和发展”。由于现行宪法对该制度的规定简单而原则，政协章程虽对该制度的规定较为具体但其本身不具有法定的强制效力，因此，可以说，目前对政党关系、政党行为的规范主要是靠党内政策和政协章程调节的。本人认为，要切实发挥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的作用，对政党关系和政党行为的规范需要转到以国家法律为主、党际政策为辅的共同调节格局下。用法律巩固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要研究制定政党法，依法规范各政党间的相互关系，各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活动准则，科学界定党的领导职能和执政方式、党与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基层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的关系，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党对国家政权组织实行依法领导，保证国家政权组织依法行使职能不受非法干涉。这样，可以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巩固下来，为党依法执政提供更为充足的法律保障。
二是在具体工作方式上，不能仅限于制定政策、方针和路线，还要善于提出立法建议。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为此，首先，党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成熟的、成功的做法，要改变过去一味由人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提出立法建议,然后经过一定程序制定为法律、法规的单一做法，自觉站在执政者的高度，主动提出一些重要的立法建议，从而使自己的立法主张尽快实现；其次，党对一些着手推进的改革决策和改革措施，要自觉地通过法律这一载体来显现，借以推动改革由政策调控型转变到法律调控型的路子上来，使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保证改革的系统性、连续性和稳定性。

作者单位：夷陵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构成要件

作者: 王志坚

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又称动产所有权即时取得，是指无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交付于受让人后，若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质在于保护民事流动中的交易安全，因为：第一，在市场经济中民事流转日趋迅速便利，交易者不可能在每次交易中均对动产出让人是否拥有所有权一一详查，否则，就必然会造成交易过程延长，阻碍民事流转速度。第二，对原所有权人所有权追及力的限制，可以避免民事流转不至于因动产所有权的诉讼导致交易处于动荡和不安全状态。日常生活中，往往出现在动产所有权人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动产占有人将该动产转让于第三人的现象。那么，第三人在什么情况下占有该动产，才构成善意占有并取得所有权，这方面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尚未完全明确，审判实践中的做法也不一样，对于类似的案件，由于审判人员认识上的不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一样，有的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鉴于实行动产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必然在一定条件下使所有权人丧失所有权，如果滥用，势必侵害原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对动产的善意取得，法律不得不规定严格的适用条件。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下面就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概述如下：
一、第三人受让动产时，须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出于善意而取得，并以取得该动产所有权为目的。
第一、第三人须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受让动产，这是善意取得的先决条件。如果出让人对其出让的动产具有处分权，则第三人所取得受让动产所有权依据的是物权法，而不是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第三人从无处分权人手中占有动产时须出于善意。也就是说，第三人在取得该动产所有权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出让人转让动产时无处分该动产的权利。知悉或应当知悉权利有瑕疵而取得的权利的，在法学理论上叫恶意，恶意取得权利的不为法律所保护。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4条规定：“财产已经交付，但当事人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附条件的，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财产所有权方为转移。”由此可见，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以实际交付为标准，如果当事人约定财产所有权转移附条件的，在所附条件成就时，财产所有权方为转移。第三人须按上述规定从无权处分人手中占有动产，且在动产交付过程中始终出于善意方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第三、第三人须以取得动产所有权为目的，如果第三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动产的使用权，则不适应善于取得制度，而应归于债权或其他法律制度调整范畴。
二、第三人受让的财产必须是法律允许流通的动产
第一、第三人取得的财产必须是动产。动产的取得以交付为要件，只要受让人实际占有了动产，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当事人约定附条件的和特殊动产除外）。因此，动产存在善意取得的可能。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除了交易行为外，还需所有权人亲自或书面授权他人到专门管理部分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才取得该财产所有权，因而不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同样，法律规定以要式行为取得财产所有权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受让的动产必须是允许流通的动产，也就是说，凡是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的动产，均不能适应善意取得制度。比如法律禁止或限制流通的枪支弹药、毒品、黄金、白银、珍贵文物、外汇等，不仅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还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因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亦并非所有流通物均适用。
（1）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葬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因此，对于所有人不明的埋葬物、隐藏物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2）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纪念物、遗物、赠与物等，一般亦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因为这些财产虽然价值不是很大，但它却包含着财产所有权人的精神寄托和感情。
（3）已被人民法院、行政机关采取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动产，因该动产事实上已转变成了禁止流通物，所以，也不适应善意取得。
（4）赃款赃物一般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1985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关于没收和处理赃款赃物若干暂行规定》第六条规定：“在办案中已经查明犯罪分子卖掉的赃物，应当酌情追缴。对买主确实知道是赃物，而购买的，应将赃物无偿追回，予以没收或退还原失主，对买主确实不知是赃物，而又找到了失主的，应当由罪犯按价将原物赎回，退还原主或者按价赔偿损失……上述规定显然对动产原所有人给予了重点保护，故不适用善意取得。但无人认领的赃物，通过拍卖取得所有权的，应当例外。
第三、第三人须通过有效的交易行为取得动产的占有。
（1）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在于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因此第三人必须通过有效的交易行为取得动产，且该交易行为是以转移动产所有权为目的。
（2）该交易行为必须是有效的法律行为，这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重要环节，如果善意第三人与非动产所有权人之间所进行的买卖等交易行为缺少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则属于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不能产生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的效力。但是，如果无效或可撤销的行为发生在原所有人与占有人（即非权利人）之间，则不能对抗第三人的善意 占有，这正是善意取得制度的实质所在。
（3）第三人受让动产需按正常交易价格支付价款，这是从另一个侧面阐述第三人受让动产时须出于善意。如果第三人受让动产时不支付对价，难免有取得非法利益之意。
三、善意取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善意取得一旦成立，其基本法律后果是受让人取得动产所有权，在原动产所有权人与让与人之间产生债的关系，原动产所有权人有权要求让与人赔偿损失，也可主张返还让与人出让该动产所取得的对价。原动产所有权人无权要求善意第三人退回原物。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