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农村可再生能源条例
（--2010年7月30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建设管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可再生能源，是指农村生产生活所使用的生物质能（沼气及其他生物质燃气、秸秆、薪柴、生物炭等）、太阳能、风能等非化石能源。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及建设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讲求效益和节约与开发并举的方针，遵循政府扶持、市场引导、群众自愿、社会参与的原则。
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应当与新农村建设、生态农业、环境保护、卫生防疫（血防）等相结合，发挥综合效益。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将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节能减排的总体要求相适应，作为优先发展的产业，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加大对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建设管理的投入，提高利用效率，促进农村可再生能源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条 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建设的管理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专职或者兼职人员，协助做好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工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宣传开发利用和节约农村可再生能源知识，普及农村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对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开发与推广应用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以多种形式开展农村可再生能源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可再生能源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以及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示范工程的建设。
鼓励开展秸秆沼气发酵、生物质热解气化、沼气进出料、沼肥综合利用等技术研究及其成套设备的开发。
第九条 自主开发或者引进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新技术，应当经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和评估，证明具有先进性、安全性和适用性后，方可推广。
引进国外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条 鼓励科技人员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技术转让、技术入股、技术咨询与服务等形式，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科技成果转化。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纳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推广下列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与设备：
（一）户用沼气及其综合利用、大中型沼气集中供气和生活污水厌氧净化等技术与设备；
（二）秸秆气化、固化、炭化技术与设备；
（三）太阳能、风能利用技术与设备；
（四）省柴节能炉灶、炒茶灶、取暖设施等节能技术与设备；
（五）其他先进适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技术及配套设备。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乡镇兴建沼气净化工程，将户用沼气建设与改厨、改厕、改圈相结合，纳入村镇建设规划，分类指导，整体推进。
鼓励企业和个人利用规模化养殖场（小区）的有机废弃物，建设沼气集中供气（发电）工程。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沼气生产单位和个人对沼渣、沼液实行综合利用，发展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秸秆能源化、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的指导。
鼓励企业和个人兴建秸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农村新建或者改建、扩建公益性公共设施，具备条件的应当采用太阳能供水供热等技术和设备。农村居民住宅利用太阳能供水供热的，农业、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规划、安装、使用和通用设计方案方面给予指导和帮助。
第三章 政府扶持与服务
第十四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当地农村可再生能源资源、用能结构、用能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科学制定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和计划，按照规定程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开发利用农村可再生能源所需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并根据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逐步增加。
对国家和省下达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下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落实配套资金。
第 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建立、完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建设管理的相关制度，以提高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使用率为目标，充分发挥农村可再生能源建设项目及资金的使用效益，并对开发利用规划、计划的执行情况和项目、资金的建设使用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第十七条 利用秸秆气化技术向农村集中供气以及应用秸秆气化、固化技术的项目所购置的设备，享受国家和省对沼气、农机设备的优惠扶持政策。农村居民住宅利用太阳能供水供热或者购买使用省柴节能炉灶的，享受国家和省的补贴。
鼓励金融机构对利用荒山、荒坡或者边际土地发展能源植物，利用农作物秸秆、农业废弃物等生产生物质能的，在信贷资金方面给予优惠。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支持农村可再生能源产业化经营，鼓励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项目建设，支持其开发、生产和经营农村可再生能源设备和产品，并依法保护投资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安排专项资金对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推广与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安全知识、职业技能等培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相应技术职称，保持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相对稳定。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信息系统，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提供市场供求、新产品及新技术推广、科研成果和农村可再生能源管理等信息服务，并公布农村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十一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乡、镇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公益性服务网络，在政策咨询、规划设计、技术指导、安全检查等方面为用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加强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市场建设，支持组建相应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村级服务网点，开展专业化、规范化服务。鼓励企业或其他组织、个人向农村可再生能源用户提供物资、技术及劳务等方面的社会化服务。
第四章 质量监督与安全管理
第二十二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质量监督和安全管理，制定和完善安全操作规程，建立应急预案。
第二十三条 农村可再生能源设备和产品的生产应当执行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
第二十四条 生产涉及生命、财产安全的农村可再生能源设备和产品，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销售此类产品的，应当按照规定查验设备和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和编号。
第二十五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和督促农村可再生能源设备和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推广安全可靠的技术、设备和产品，对用户传授安全操作知识，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农村可再生能源设备和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对其所生产经营设备和产品的质量负责。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设备和产品。
第二十六条 兴建下列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应当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核设计和施工方案：
（一）单池容积10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工程和生活污水厌氧净化工程；
（二）总装机容量在1千瓦以上50千瓦以下的风力或者太阳能发电工程；
（三）日供气量300立方米以上的生物质气化工程（供气或者发电）；
（四）集热面积100平方米以上5000平方米以下的太阳能集中供水供热工程。
第二十七条 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以及维修服务的技术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相应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任何单位不得聘用未获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以及维修服务。
第二十八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设备和产品的适用性、安全性、可靠性和售后服务状况进行检测、检查，并公布结果。
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数据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 农业、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受理和查处有关农村可再生能源设备和产品质量的举报和投诉。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擅自推广未通过论证、评估的农村可再生能源新技术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逾期不改正的，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设计和施工方案未经审核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聘用未获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农村可再生能源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以及维修服务的，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农村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0年 10月1 日起施行。
据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和班固《汉书·游侠传》记载，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一群人，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不务农事，常以自身掌握的技艺、武功劫富济贫、扶危助困，或者为了个人私利，目无法纪，快意恩仇。人们将这一群体称之为“游侠”，如史料中记载的汉代初期就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从社会背景来看，游侠多产生于社会在财产、政治、法律上出现严重广泛的不公正，而且这种不公正又不能以正常法律、伦理和其他制度化方式得到纠正的时期。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并不是因为在秦代之前的游侠没有留下资料，而是因为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游侠还没有那么极度地兴盛起来，到了战国时期游侠才渐渐兴起并活跃于秦及汉的早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社会动荡，国家权威荡然无存，社会秩序严重不公，各诸侯国内也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力服人，当权者赢，失权者亡。无论贵族还是百姓遇到了冤屈和不公，极少能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伸张，失势者往往求助于游侠的力量来实现复仇和复兴。即使是得势的权臣和诸侯，为了不被政治对手和敌国压倒，也竞相多多养士，抬高地位，壮大自己。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概莫能外。游侠的出现，正如司马迁在《游侠列传》开头数句所强烈暗示的一样，是作为对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物。在汉代逐渐稳定之后，尤其是汉武帝采取加强整个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以后，游侠的社会作用逐渐走向消退，因为国家的力量强大起来，客观上已经不需要游侠这种社会力量来干扰国家执行法制，同时又受到王权的打击，于是在后来的正史当中，除了《汉书·游侠传》外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这样的记载了。
游侠的精神内核，具有双面的特性。既包括“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精神境界，也包括只讲私人恩怨，随意杀人；既包括讲求独立平等人格、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与伦理秩序，也包括与权贵勾结，渔利一方，甚至转化为流氓、盗匪；既包括恃胆气而轻生死的强烈英雄色彩，也包括接受招安的无奈归宿。因而，历史上对游侠的评价也是不一样的，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高度赞扬游侠，肯定了他们的历史作用，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深深的同情和惋惜，对游侠是持一个基本肯定的态度。但是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则对游侠持贬斥态度，他认为游侠之人“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所持的态度和司马迁截然不同。
时至今日，从法文化的角度对古代的游侠进行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些许感悟。首先，透过游侠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大众的法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其言论即是法律，可以随意进行颁布、修改和废除，具有强烈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因而执法者心中也就没有强烈的“依法办事”意识，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统治者又会改变这些法律，所以在执法过程中他们以法弄权，恃权枉法，甚至为利弃法。从民众阶层来看，在家族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家族才是法律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族通过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当出现争议与纠纷时，家族内部的解决是首选，普通百姓一般不会主动诉诸法律。因此，从统治者到执法者再到普通民众，都没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坚定的法律信仰。“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人的游侠世界里，看不到对法律的信仰，甚至看不到法律。虽然在游侠世界里也存在诸如“义”这一规则，但它完全由游侠个人来遵守，违反者也只是受到侠义之士的个别惩处，而不是由公共权力按程序来规范化地普遍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常常受到蔑视和践踏，成为嘲笑甚至是戏弄的对象。因此，游侠现象的流行折射出国人对法律的厌弃心理和排斥心理。
其次，游侠精神可以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一直以来，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从辩证法的角度，这一观点只看到了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对立，没有看到其统一。从本质上来讲，游侠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朴素正义观，是一种道德上的约束，与法治的基本精神并不矛盾，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由这种正义感引发的行为往往是积极的，最典型的例子即是见义勇为和正当防卫，其与传统侠义行为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义是相通的。因此，在本质上，游侠精神和法治精神有统一的一面。法治中的“法”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在任何一个法治秩序良好的国家或者向往法治的国家，其“法”不可能割断与道德的联系，游侠精神中内含的正义、公平、平等、信用等精神是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品质的体现，由此，可以认为法治精神与游侠精神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游侠精神所代表的朴素正义观，完全可以转换成现代法治的价值诉求。在“游侠”这个充满东方色彩的名字背后，其精神所体现出的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对自然正义的伸张、对人的朴素权利的保护，具有普遍的价值。在古代中国，当律法不能为遭受欺凌者主持公道、为弱危无助者施以援手，借助游侠的力量便成为民众获取权利救济的渠道之一，而在当代中国，游侠精神依然有其延续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存在的价值，应汲取游侠精神中有利于法治的部分，与法治兼容，使其成为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
（作者单位：重庆市巫山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