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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献丽诉卓小勤股权纠纷案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上诉人（原审被告）　李献丽，女，1956年8月28日出生，信息产业部办公厅文献部干部，住北京市海淀区塔院迎春园11号楼102室。
上诉人（原审被告）　王丽，女，1953年10月2日出生，北京城建中西医结合医院护士，住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19号4楼1门3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卓小勤，男，1956年6月8日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住北京市海淀区明光北里16号楼1门301号。
1995年7月12日，卓小勤、李献丽、王丽、龚执中签订出资合同，约定四人共同出资开办北京伊士波美容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伊士波公司），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是美容、整形等，注册资金30万元，其中李献丽出资12万元，龚执中出资8万元，王丽出资5万元，卓小勤出资5万元。出资合同规定了公司终止后，出资人依法分得公司剩余财产等权力及按期缴纳所认购的出资等义务。同时约定公司营业期限为20年，规定了公司终止的事由、组织管理体制、财务管理、利润分配及违约责任等。同年8月11日，卓小勤、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共同制定公司章程，规定了公司的经营范围，确定了李献丽、王丽、卓小勤、龚执中的股东资格及其出资额和出资方式，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对公司解散等事项，须由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并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规定了股东的权力和义务，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公司的机构、财务、利润分配、公司解散的事由等。同年，伊士波公司注册成立。1998年2月22日，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召开临时股东会，并签署股东会决议，三人一致同意决定终止经营，解散公司，由李献丽、龚执中、王丽共同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1998年4月28日，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共同签署了伊士波公司的附有财产清单的清算报告，决定按出资比例，向公司股东分配剩余财产，卓小勤应得财产为人民币72058．9元。1998年5月23日，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召开公司临时股东会，并签署了清算报告的确认书，一致通过了清算组所做的清算报告。1998年6月2日，伊士波公司被工商局注销，并办理了注销公告。1998年8月9日，卓小勤的父亲收到通知，让卓小勤于1998年8月8日至次日到原伊士波公司地址领取剩余资产，但卓小勤始终未得到该财产。经询问，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均承认，应分配给卓小勤的剩余财产，经其三人一致同意，放置在原伊士波公司住所地，至今未给付卓小勤。一审时，卓小勤称龚执中虽为股东，但未实际参与经营，故不对其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及答辩】
一审判决做出后，上诉人李献丽、王丽不服原审法院判决，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卓小勤作为董事、经理在担任我公司职务期间，私自出资成立了与我公司拥有相同经营范围的“北京医通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违反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董事会依法决定给予其赔偿伊士波公司3万元的处罚；二、卓小勤私自抢走公司财产，给公司股东造成117086元的损失，应从卓小勤的给付款中扣除；三、龚执中是必要的诉讼参加人，一审法院未追加龚执中作为诉讼参加人进人本案，被告主体缺项，损害了两诉讼人的利益；四、一审法院在诉讼人举证及准备反诉期间，仓促下判，使我方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卓小勤服从原审法院判决，其主要答辩理由是：一、否认上诉人李献丽、王丽提出的第一、二项上诉理由及事实；二、龚执中未实际参与经营，所以不对其提起诉讼；三、诉讼人在一审时未提起反诉。

【法院审理及判决】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卓小勤、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共同签订伊士波公司章程，依法出资成立伊士波公司，依法取得该公司的股东资格。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召开股东会并签署的决定解散公司、组成清算组、形成清算报告的股东会决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属有效，对全体股东均有效力。公司财产经过清算，在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剩余财产应当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公司的财产转为股东的财产，股东对其享有所有权，故卓小勤依据清算报告主张自己应得的财产，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李献丽、王丽、龚执中作为清算组成员，未履行职责，将卓小勤应分得的财产予以支付，共同侵犯了卓小勤的财产权力，故应承担连带责任，现卓小勤未对龚执中提起诉讼，李献丽、王丽亦未提出异议，故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李献丽、王丽以卓小勤擅自抢夺伊士波公司财产为由，拒绝支付其应得财产，因其未提供有效证据，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判决：李献丽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卓小勤72058．9元。王丽对李献丽的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卓小勤、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共同签订出资合同，制定伊士波公司章程，依法登记成立伊士波公司，并取得该公司的股东资格。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召开临时股东会，签署决定解散伊士波公司的决议，并组成清算组依法进行清算，制作了清算报告，签署了清算报告的确认书，上述行为均符合出资合同、伊士波公司章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应属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财产经过清算，在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剩余财产应当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故卓小勤依据清算报告主张自己应得的财产，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李献丽、王丽、龚执中作为清算组成员，不履行职责，未将卓小勤应分得的财产予以支付，共同侵犯了卓小勤的财产所有权，故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因连带责任而产生的连带债务，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中的一人、数人或全体，同时或先后履行债之一部或全部，现卓小勤仅对李献丽、王丽提起诉讼，而未起诉龚执中，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故上诉人李献丽、王丽提出的应追加龚执中为共同诉讼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李献丽、王丽提出的关于卓小勤作为董事、经理在担任伊士波公司职务期间，私自出资成立了与该公司拥有相同经营范围的“北京医通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及卓小勤私自抢走公司财产，给公司股东造成117086元的损失，应从卓小勤的给付款中扣除的上诉理由，与本案无关，上诉人可另行处理。综上，上诉人李献丽、王丽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处理并无不妥，应予维持。

【律师点评】
本案要讨论的公司法律实务主要是公司解散清算的有关问题。公司解散的事由有很多种，其中股东（大）会决议解散是其中的情形之一。本案中，李献丽、王丽、龚执中召开临时股东会，签署决定解散伊士波公司的决议，并组成清算组依法进行清算，制作清算报告，签署清算报告的确认书等行为是完全符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的。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按照其出资比例予以分配。本案中，公司财产经过清算，在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尚有剩余财产，因此应当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予以分配，所以卓小勤依据清算报告主张自己应得的财产，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李献丽、王丽、龚执中作为清算组成员，不履行职责，未将卓小勤应分得的财产予以支付，共同侵犯了卓小勤的财产所有权，故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本案上诉人李献丽、王丽提出的关于卓小勤作为董事、经理在担任伊士波公司职务期间，私自出资成立了与该公司拥有相同经营范围的“北京医通联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及卓小勤私自抢走公司财产，给公司股东造成117086元的损失，应从卓小勤的给付款中扣除的上诉理由，应属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竞业禁止义务的行为及侵犯公司财产的行为，公司股东完全有权对其提起诉讼，但应另案处理，不能作为对本案的抗辩理由。



注：
1、本文作者唐青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北京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主攻公司法。擅长办理公司法律业务，包括公司设立；公司并购重组；公司合并、分立；公司股权变更、分割；公司股权诉讼；股东权益保护等。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北京）。
2、本文摘自《新公司法理论与律师实务》（项先权博士主编，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出版）。


　　【案情简介】
　　2012年5月14日，某歌厅李老板前往另一歌厅，因自己开办歌厅的领班跳槽去往这家歌厅，两家歌厅之间没有谈成，李老板开车堵住王老板歌厅的大门，后经公安出警疏散，第二天李老板派手下刘某再次去找王老板，王老板怕出事，便买了六根棒球棒准备自卫，刘某到歌厅后，被王老板歌厅的服务生持棒殴打成轻伤，刘某的同伙前往歌厅，将歌厅的五个服务生打成轻微伤，当晚警方
将所有参与打斗的双方控制起来。检方将王某及其六名服务生以聚众斗殴罪提起诉讼，将刘某及同伙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诉讼。
【罪名之争】
王某及其服务生委托的辩护律师经过认真分析，并会见查阅全案证据后，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犯罪，检方起诉的罪名有误。
起诉书指控王某构成聚众斗殴罪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王某构成刑事犯罪：
经2012年11月15日及12月13日两次庭审，公诉方就其指控“聚众斗殴罪”，首次庭审提供了七被告人的七份供述作为主要证据；第二次庭审提供七被告人二十一份供述为补充证据，全案证据构成以被告人供述为重点。公诉方不能提供证明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证据；不能提供王某系首要分子的证据；不能提供王某明知严重危害公共秩序的证据；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王某具有组织、策划、指挥、领导犯罪且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动机；不能证明王某具有报复、争霸一方、寻求刺激、公然藐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证据。
【法理辩析】
一、事实认定离不开法律规范，“聚众斗殴罪”的法律特征与本案客观事实情况对比判断，公诉升格为“聚众斗殴罪”的问题在于客观归罪，脱离“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处刑原则：
《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九十七条规定，正确认定聚众斗殴罪及首要分子，必须具备以下法律特征：
1、要有拉帮结伙、聚众斗殴故意互相殴斗的行为；
【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指南规定，要严格掌握聚众斗殴行为的定罪标准，防止把一些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以聚众斗殴犯罪论处。
【本案情况】起诉指控不能证明本案被告人为聚众斗殴而拉帮结伙。
2、聚众斗殴通常表现为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
【司法指南】对于因民事纠纷引发的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规模不大、危害不严重的，不宜以聚众斗殴罪处理，构成其他罪的以其他罪处理。
【本案事实】因民事争议引起的殴打，规模不大，危害不大，不宜按聚众斗殴罪处理。
3、“聚众”是指为实施斗殴而聚集三人以上的行为。
【聚众特征】为斗殴而聚众，应当区别王老板位员工因维护王老板位利益，集体应对外来风险的情形。
【本案特性】被告人均系同一王老板位的员工，不能据此就对号入座为“聚众”，被告人王某没有预谋聚众斗殴，第二至第七被告人否认王某有过聚众斗殴的预谋或安排，公诉指控缺乏组织、指挥、策划的证据，不能认定聚众斗殴。
4、“斗殴”必然是本方与对方相互之间共同行为，应同罪同罚，不可同样的情况不同对待。
【认定斗殴】参与双方均有互殴的故意；如果没有互殴行为的，不以聚众斗殴罪论处，构成其他罪的，以其他罪论处。
【本案情况】只有第二至第七告殴打刘某某，刘某某没有互殴，与“聚众斗殴罪”的法律特征明显不符。配套司法解释规定要求，应当注意区分“聚众斗殴”与“共同伤害”的界限，对于一方有明显伤害故意的，直接以故意伤害处理，公诉方起诉的事实符合共同伤害的犯罪特征。
5、聚众斗殴罪的客观要件表明，不仅要有“聚众”行为，而且要有“斗殴”行为。
【司法实践】特别强调要注意区分“聚众斗殴罪”与“共同伤害罪”之间的界限，公诉方的起诉是简王老板地将多人共同实施的伤害行为错误地认定为“聚众斗殴”。
【本案事实】既无聚众行为，也无斗殴行为，系员工自主行为，仅是共同伤害李某。
6、起诉错误判断了“公共秩序”受到严重危害，无证据证明公共秩序受损，聚众斗殴犯罪的客体不存在受到侵害后果：
【法律要件】聚众斗殴罪的“客体要件”是公共秩序受到危害；“公共秩序”指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遵守的准则，不应简王老板地理解为公共场所的秩序。司法实践中聚众斗殴行为较多地发生在公共场所，但其侵犯的主要不是特定的个人或者特定的公私财物，而且由于行为人公然藐视法纪和社会公德，公然向社会挑战，破坏公共秩序。掌握社会“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程度的标准是“生活、工作、学习、教育、科研等秩序”遭到破坏，造成学校停课、商店、厂矿停业、交通严重阻塞等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本案情况】案发在被告人歌厅内部四楼，针对的是特定的刘某某本人，未造成诸如停产、停业、阻塞交通、危害公众利益等公共秩序的混乱。不能仅凭“持械、多人或有轻伤”等部分客观事实就认定“持械聚众斗殴罪”。
二、 准确定性本案，须分清两个界限：
1、必须分清“聚众斗殴罪”与“群众中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或者结伙械斗”的界限：主要表现在后者不具有流氓罪的动机、目的，不是流氓活动；在群众中互相斗殴或械斗中犯故意伤害的（包括轻伤、重伤），本质上后者事出有因，不具有争霸一方、报复他人、寻求刺激等犯罪动机，其行为没有对社会公共秩序构成威胁。本案是两家歌厅之间因“领班”跳槽引起的民事争议，因此，不能以聚众斗殴罪定性。
2、必须分清“聚众斗殴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两罪的根本标志在于犯罪动机的不同，“聚众斗殴”中的伤害行为表现为称王称霸、充英雄好汉而惹事生非，报有与对方争高低的主观愿望；“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事先具有明确的伤害对象，临时起意伤害也往往是因为双方发生纠纷的原因明显在对方一边，本案的情况符合共同故意伤害的构成要件。
三 、正确定性本案为共同故意伤害的法律依据：
1、《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怎样认定流氓罪？答：“聚众斗殴”一般是指出于私仇、争霸或者其他流氓动机而成帮结伙地斗殴，往往造成严重后果。“聚众斗殴罪”源于七九刑法第一百六十条“流氓罪”分离，虽然罪名有所更新，但两者具有沿革、承继关系。
2、最高法、最高检关于“怎样区分流氓罪和与其相近似的其他犯罪的界限？”强调，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不应按流氓罪处理。其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重伤）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罪的，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
3、《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第三部分 认定流氓集团应当注意区分的界限（四）群众之间因某些纠纷而引起多人互殴的，不构成流氓罪。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案件事实部分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依法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部分，依法不予认定；第一百一十六条：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审查以下内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的身份、实施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犯罪事实、危害后果和罪名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等是否明确；侦查、起诉程序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书复印件是否完备；同种类多个证据中被确定为主要证据的；如果某一种类证据中只有一个证据，该证据即为主要证据。公诉方提供了二十份“到案说明”存在问题，应当提供经被告人签名确认的《刑事拘留决定》及《批捕决定》，据此查实到案时间。
四、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决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012年5月15日“二告服务生1”供述：事发因张某；王某没有指示；看别人拿自己就拿；拿棒子是不想让“刘某某”上来找王老板总；2012年5月28日“三告服务生2”供述：纠纷因张某而起、门卫用对讲机喊昨天闹事的人又来了、没人让我拿棒子，我看到别人拿我就拿了，就是想吓唬刘某某；2012年5月15日“四告服务生3”供述：因张某引起两家歌厅的矛盾、五告服务生4说别吃亏、听门卫在门口喊、我们在大厅的人都跑到音控室拿了棒子、怕来人闹事防身用、没人让拿；2012年5月15日“六告服务生5”供述：我是负责管理服务员的经理、听到门卫喊有人上来了、没有人说让拿棒子、拿棒子是自我防范，我听对讲机里门卫说“有人上来了，注意点”；2012年5月15日“五告服务生4”供述：我是歌厅法人、出资三十万，两家歌厅产生矛盾、服务生用对讲机喊刘某某上楼了、我让服务生把刘某某推走；2012年5月15日“门卫”供述：用对讲机告诉楼上的人注意点；2012年6月6日“刘某某”供述：打架是因为歌厅小姐，我和王老板不认识，没有矛盾；2012年6月1日张某供述：矛盾因我而起、刘某某是歌厅看场子的；2012年5月15日“王某”供述：说让大家准备好的意见是防止吃亏；怎么打我没看见。
从上述各被告人之间的供述查知：关于是否“聚众”“斗殴”行为，均无明确证言，各被告人供述没有关于王某指使、授意、组织、策划、指挥等事实，各被告人的供述之间相互印证之处是两家歌厅之间因张某产生民事纠纷。
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的内容中，主要情节明显不一致，足以影响聚众斗殴定性定罪，公诉人对王某的供述使用猜测、评论、推断的眼光看待，没有充分认识本意。
六、起诉方关于“默示授意”的提法系主观推断，与司法实践及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认定聚众斗殴的法律特点不符。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8月份出版的侦查监督业务指导众书第8个案例，选的是北京高检对类似本案的聚众斗殴罪的法理分析，缺乏主观要件的，不构成聚众斗殴罪。依据刑事司法实践，对于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在法理上不能作出过于悬殊的认定，否则就是罪刑不相当。北京市高级检察院案例指导认为：众当事人的主观和事件发展过程具体表现来看，其并不具有聚众斗殴的主观故意。聚众斗殴犯罪不仅要看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还要具体分析行为人的主观动机和犯罪动机，以避免客观归罪的现象发生。《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对聚众斗殴罪采简王老板罪状的方式加以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处理做法不一，不具有可操作性，在立法机关、司法部门未做出明确指导意见时，根据现行司法实践中的合理经验，定罪处刑应慎重处理，严格依据证据裁判原则，坚持世界各国通用的疑罪必须“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裁判的核心价值。辩护律师张生贵13240422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