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我国民事立法、司法中的一件大事。民诉法的修改为民事诉讼理论研究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带来了民事诉讼法研究新的繁荣。对民诉法修改进行总体性评价或者针对其中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成为民诉法研究的重心,与民诉法修改有关的诸多问题成为民事诉讼研究的热点或者焦点问题。
关于民诉法修改,立法机关2010年就已启动,2011年10月24日,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修正案草案公布后,当然地成为民诉法研究的主要分析样本。2012年民诉法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对民诉法修改研究的延续和深入;二是当修正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三读通过、立法工作业已尘埃落定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研究视角开始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之前的研究集中于民事诉讼立法的对策、建议性研究,修正案通过以后开始致力于对修改后民诉法的理解与适用的研究。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的中国民诉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的主题即为“新民事诉讼法的理解与适用”,200多名与会代表齐聚一堂,提交论文136篇。另外,2012年的最后一季,迎来了有关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专著出版的高峰,如奚晓明、张卫平主编的“最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丛书”(已出版4册)、江必新主编的“新民事诉讼法理解适用丛书”(共3辑12册,已部分出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编写的《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等。
缘因民诉法修改,2012年成为民诉法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的一年。围绕民诉法修改主题,民诉法研究的主体主要有理论界和实务界两大阵营。针对民诉法修改中的问题,研究者之间既有思想的碰撞、观点的论辩,也有相互间的对话与沟通。一年来,中国民诉法学研究会共举行了六次民诉法修改系列研讨会,立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全国律协也都举行了多次相关研讨会。广泛、深入的研讨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成果见诸各大期刊、报纸和网络。欲对2012年民诉法研究作出清晰且全景式的描述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只能以2012年公开发表于法律类核心期刊和主要法制类报纸上的研究成果以及若干研讨会的议题为依据,对2012年民诉法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十个问题作一概述。
一、关于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
2012年民诉法修改将诚实信用原则明文化、法定化,引人关注。关于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立法意义以及在民事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法学界发表了数量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大都从比较法上对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基础、意义、适用主体和范围、作用等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诚实信用原则明文化、法定化的意义在于:诚实信用作为一种抽象的原则,既对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又可以使法院在民事诉讼具体情形下加以运用,也可以为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出台提供依据。而且在回应社会诉求,抵制恶意、虚假诉讼、诉讼欺诈等非诚信诉讼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意义。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主体除当事人外还应该包括法院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学者从法官裁判行为的视角,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对法院的裁判行为也应具有硬性的约束力。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法官在实施裁判行为时不应具有误导或者欺骗的恶意;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禁止非依法裁判、诉讼突袭和滥用自由裁量权。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个抽象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民事诉讼全过程,有学者认为法院调解中也应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还有学者认为在民事执行中,诚实信用原则是第三人执行异议是否具有正当性的评价基准。而同样作为原则,其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从大陆法系各国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践来看,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通过大量的判例予以实现的,但我国缺乏类似的司法运作机制,且无足够的司法权威作为支撑的基础,因此,有可能使诚实信用原则因为“适用难”而被搁置起来。也有学者担心,过度诠释诚实信用原则会妨碍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二、关于民事检察监督
民事检察监督问题一直是民事诉讼中一个重要理论与实务问题。2012年民诉法修改扩大了检察监督的范围,增加了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因此,如何落实、实施修改后民诉法的司法对策性研究成为实务部门及学者的研究重心,涵括民事检察监督的理念、机遇和挑战,民事执行监督的范围、方式和具体程序,检察院调查取证权的行使,民事调解检察监督,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条件和法律效力,民事检察监督模式的转换,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方式等内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民诉法的修改给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同时,为避免新的规定被架空,还需更具体的规定。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区分为守法监督权和执法监督权,前者源于社会治理职能,后者源于公权力制约职能。在民事程序法中,执法监督权体现为监督法院审判权的行使而配置的审判监督权和为监督法院执行权的行使而配置的执行监督权,守法监督权体现为监督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而配置的民事公诉权和为排除当事人和社会干扰法院强制执行而配置的执行协助权或支持执行权。这两类法律监督权的性质功能正当性基础均不相同,因此所针对的主体、适用的客体、启动的条件、运行的程序、救济的方式等也不应相同。
就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和诉权之间的关系而言,学术界依然存有不同的认识。主要围绕检察监督与审判权依法独立行使、民事诉讼结构平衡问题。检察实务部门和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问题,建议在修改后民诉法的框架内进一步研究完善监督的具体制度措施和程序。
三、关于民事调解
调解,是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有学者认为,在强调大调解的大背景下,民诉法修改涉及到的先行调解、庭前调解、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违法调解的救济等内容强化了民事调解制度。对此,学界存有不同的认识。学界对民诉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性质的理解发生分歧,分歧点集中在先行调解是指立案前的调解还是立案后的调解,或者二者兼有。实务界有学者对民诉法新增司法确认特别程序的理解和适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比如,司法确认案件的管辖、申请、受理、审查以及法律文书的形式与效力等问题。
关于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目前,司法实践偏离调解本质与功能的调解成“风”,已经导致民事诉讼“泛调解化”倾向,应当改变“调解兴起、审判衰落”的现状,回到更符合民事诉讼本质的“裁判中心主义”,使裁判具有解释法律、指引行为的规范作用,让调解结案不再成为民事司法的指标,而回到其纠纷解决的一种状态。有学者认为,强调“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将使审判权的运行偏离宪法的规定,从而破坏国家权力的分工,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在宪法的视野下,只能将其定位于工作指导意见。
有学者提出,当代调解制度有两个发展模式:一是在现代法治基础上创设的调解制度;二是在对传统调解制度的局部改良中形成,我国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我国的调解制度背后是纠纷解决方式的设计者与利用者的政治和文化诉求。
还有学者指出,当下法院调解中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大量进入强制执行。这一现象颠覆了调解的比较优势,损害了债权人的权益,削弱了调解本应具有的“案结事了”功能。为了恢复调解的优势,我们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变,必须从注重调解的量改为注重调解的质。
四、关于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修改后民诉法中公众最关注的修改内容之一。公益诉讼是相对于传统私益诉讼的现代型诉讼,其中交织着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涉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除了民事公益诉讼外,还包括行政公益诉讼。民事诉讼法新增的公益诉讼制度在立法上采取的是单条规定(第55条),而且是较为原则和模糊的规定,所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具体适用问题有待研究。
有学者运用解释论探讨该条规定的适用问题,将“法律规定的机关”中的“机关”做目的性限缩解释为检察院和相关行政机关,认为“有关组织”可以考虑由行政机关认定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将“法律规定的机关”中的“法律”采取目的性扩张解释为包括立法机关制定颁布的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受理条件除了符合“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条件外,还应符合民事诉讼受理的一般条件;关于公益诉讼的程序特则,如,管辖法院、诉讼请求、证据规则、法院能否调解、裁判的效力范围、裁判文书如何执行,等等,诸如此类的特殊程序问题,均须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有学者认为,民诉法将公民个人排除在提起公益诉讼主体之外是民诉法修改的一大缺陷,应赋予公民以公益诉权,以有效地补充公共执法所存在的不足,并且对公共执法状况进行监督。
对于在民诉法中设置公益诉讼制度,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不仅从立法体例的角度看有欠科学,而且由于公益诉讼中的公共利益难以确定,故这种立法体例也极易导致司法审判中适用的混乱。为此,我国对于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立法模式,还需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与理论论证。在民诉法已经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这种反对意见似乎只能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声音。
由于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公益诉讼制度要有效运行还存在困难。更重要的是,现行司法体制,如司法的地方化,可能导致公益判决的执行难,而这可能是公益诉讼所面临的真正难题。当然,公益诉讼实践层面上也还面临着许多困境。
五、关于小额诉讼
小额诉讼是最能突出反映诉讼经济性、诉讼效率的一项制度。但和公益诉讼一样,修改后民诉法关于小额诉讼规定也只有第162条一个条文。具体适用还有待于司法解释的细化。学界在肯定小额诉讼立法意义的同时,从不同的角度理性地对如何构建更加精致、科学的小额诉讼制度进行了探讨。除了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适用的强制性还是选择性、具体程序中已生效判决如何救济等问题,焦点集中在小额诉讼的“一审终审”。有学者认为,一审终审弱化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有学者认为,比较世界各国有关小额诉讼的立法规定,我国小额诉讼一审终审规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值得研究的。
在有关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设置中,基于权利救济的需要,以及不同的救济思想与立法目的,某些国家和地区设置了诸如“动议”、“特殊上诉”、“裁判异议”等多种救济方式。我国有关小额诉讼救济机制的设置,应当采用类似于“裁判异议”的立法规定形式与救济方式。
也有学者从根本上对小额诉讼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我国民诉法引入小额诉讼程序的必要性不足。通过完善既有的简易程序与督促程序,足以解决大量小额纠纷,并且由于我国司法具有注重调解的特色,小额诉讼程序的作用有限。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福建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福建省政府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颁发《福建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
福建省政府
各地区行政公署，各市、县人民政府，省直各单位：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把宗教活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教职人员履行正常教务的权利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防止和制止一切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的稳定，省政府决定公布施行《福建省宗教活动场
所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宗教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望各级政府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认真做好本暂行规定的宣传、协调、落实工作。
福建省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宗教活动场所合法权益，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社会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宗教活动场所，是指信仰宗教的公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公共场所，即佛教的寺庙、庵堂，道教的宫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以及信教公民聚会的固定宗教活动点。
第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工作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
第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宪法、法律、法规，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不得损害公民身体健康。
第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其事务不受境外组织和个人的支配。
第二章 登 记
第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须由其管理机构向当地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准，领取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书。
第七条 申请登记宗教活动场所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地址和名称；
（二）有信教公民组成的民主管理机构和负责人；
（三）有主持宗教活动的宗教教职人员；
（四）有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公民；
（五）有符合我国宪法、法律、法规的章程和管理制度；
（六）有合法的经费来源。
第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业经登记，其正常的宗教活动、财产和使用的土地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九条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表格和登记证书，由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统一制发。
第十条 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书不得涂改、转让、出借。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书遗失，应及时向原登记管理机关申请补发。
第三章 管 理
第十一条 宗教活动场所在其所属宗教社会团体的指导和管理下，按照经核准登记的章程和管理制度开展活动。宗教活动场所由其管理机构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二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向原登记管理机关作出上年度的年检报告。
第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的变更，须事先由场所的管理组织经所属宗教社会团体向原登记管理机关申报。
第十四条 凡改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须经原登记管理机关同意，并报地市宗教事务局批准；凡新建、重建宗教活动场所须报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批准。
第十五条 凡在宗教活动场所举办宗教培训班，须经原登记管理机关同意。
第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聘用宗教教职人员，应按有关法律、法规及各教规章办理，并向原登记管理机关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留宿外来人员，应按户籍管理规定办理户口登记。
第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负责对本场所内各级文物的管理和保护。
第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在同境外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交往中，应坚持“互相尊重、互不隶属、互不干涉”的原则。宗教活动场所和个人不得复制、销售、散发和传播境外的宗教书刊、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宗教宣传品，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境外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士索要财物，或接受他们
提供的津贴。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或变卖宗教活动场所的财产及其依法使用的土地。国家征（拨）、用宗教活动场所使用的土地，应事先征得宗教活动场所和登记管理机关的同意。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宗教活动场所同意和原登记管理机关批准，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范围内拆建、改建或新建建筑物，也不得设立商业、服务业网点或举办陈列、展览等活动。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宗教活动场所同意并经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和有关部门的批准，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拍摄电影、电视片。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宗教活动场所内进行反宗教宣传和制造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之间的纷争。
第二十二条 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活动。
第四章 权 利
第二十三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机构有权根据本教教规、教义安排本场所的宗教活动。
第二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机构有权依照本场所民主管理和教务管理制度，负责对本场所人员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机构有权依照本场所的财务管理制度，管理、使用本场所财产。
第二十六条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机构有权组织本场所人员从事生产劳动和举办社会公益事业。
第二十七条 宗教活动场所有权接受教徒自愿给予本场所的布施、奉献、津贴和不附加条件的捐赠，禁止勒捐。
第二十八条 宗教活动场所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有权在本场所经售宗教书刊、宗教用品和宗教艺术品。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管理机关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停止活动，撤销登记、依法取缔以及没收非法所得的财物、宗教书刊、宗教音像制品和其他宗教宣传品的处罚。
给予撤销登记、依法取缔的处罚，由登记管理机关公告。
第三十条 违反本规定，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者，由登记管理机关视情况分别给予限期关闭或依法取缔的处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侵犯宗教活动场所合法权益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其停止侵权活动，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和赔偿损失的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或其他行政法规者，由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按照有关法规处罚；触犯刑律者，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对依本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者，有权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向上一级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