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还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反映了国家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下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本质观。前者意在推行国家外造秩序，因此必然由国家官员主导，采职权调查模式。后者力图恢复社会内生秩序，因此必然由冲突双方主导，采当事人对抗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准确地实现国家刑罚权，因此其价值也就在于发现真相。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妥善地解决社会冲突，因此其价值在于利益平衡。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呈现出了从国家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过渡的转型期特征。
学界一般认为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而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那么，刑事诉讼能否既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又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呢？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
一、背景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几个环节与诉讼及刑事诉讼的本质密切相关：
首先，国家是自社会中产生的，是社会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其最先是以中立的裁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诉讼产生之前，社会冲突主要靠血亲复仇来解决，这种通过消灭或者征服对方来解决冲突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更大的暴力冲突。因此，为了防止冲突双方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中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消灭掉，就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来对冲突做出中立的评判。这个裁判者应当具有能够使冲突双方都愿意遵从其裁判结果的权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日益扩大，仅靠德高望重者的个人权威已无法胜任这一裁判者角色，因此，国家便以一种至少在表面上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姿态应运而生了。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由于尚未形成国家的“自然状态”存在种种不足，因此，就需要“设置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威，使这个社会里的每个成员在受到任何伤害或出现任何争执时可以向它申诉，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它的决定。”[1]（P． 461）这个“人所共知的权威”就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恩格斯也将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冲突的解决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P． 170）可见，国家最初就是以社会冲突裁判者的身份出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必须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才能显示出其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中立姿态。
其次，国家之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的取得使得其本身被卷入了社会冲突之中，并成为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P． 170）。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联系日趋紧密，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却很难通过由所有实际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方式来直接确认和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必须寻求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便由此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P． 132）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所代表的这种公共利益是“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是抽象的利益，它可能确实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并不符合。而正是由于这种“脱离”，导致国家成为一种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再次，在社会与“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应当以社会为本位，还是应当以国家为本位的问题，也即谁是手段，谁是目的的问题。在国家本位主义下，国家力图凭借国家强制力统治和管理社会，国家统治本身成为目的，维护国家统治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本位主义下，国家权力仅被用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国家统治并非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对社会自治形成不必要的干预，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究竟是采国家本位主义还是采社会本位主义又取决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如果认识到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抽象的，是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相脱离的，就会采社会本位主义。如果把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则会采国家本位主义。
最后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或者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问题。国家与社会在客观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具有统一意志的“虚幻的共同体”，后者则是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现实的交往体系。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被广泛、普遍地纳入到国家的规划与管理之中，也即社会被国家化。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则意味着：在认识层面，要从国家与社会胶合的迷雾中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并树立社会本位主义的观念，防止社会为国家所吞噬。在现实层面，要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4]（P． 3）从国家权力阴影的笼罩中救赎出来。
二、本质分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和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
在私人冲突中，国家是超脱于冲突之上的，并由此获得了社会成员对其中立立场的普遍信任。此时，国家与私人裁判者一样，其权威来自于社会公信力，而非来自于国家强制力，诉讼则“主要是摹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做的一系列的行为，即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争执，但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的争执提交和解。高级官吏谨慎地仿效着临时被召唤的一个私人公断者的态度。”[5]（P． 211）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一些过去仅被认为是侵害了直接受害人个人利益的行为开始被认为是侵害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即构成了犯罪。另一方面，国家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也就取得了代表社会全体成员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国家刑罚权。由此，各国刑事诉讼的本质出现了分化：一是演变为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也即成为了国家借以实现其刑罚权的手段；二是保持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本质，由具有独立人格的裁判者，而非作为冲突之一方的国家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
（一）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
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一方面，犯罪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犯罪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力对犯罪施以惩戒；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滥用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国家权力滥用也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防范和抑制。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就是既要依靠国家权力惩罚犯罪，又要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侵犯人权所形成的社会冲突。
要充分理解这一社会冲突，就必须以社会为本位，对该冲突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抽象利益，这种抽象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现实的共同利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共同利益或公益这两个术语直到今天仍是最难给出明确定义的概念，因此，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中去。”[6]（P． 2）并且，在因公共利益受到犯罪侵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实际上已经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其只能是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而不能再出任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也并非处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对立面，而是居于其中的。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是以所有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为内核的，脱离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也就无所谓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社会全体成员中的一分子，从理论上讲，任何不特定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如果纵容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利益的侵犯，实际上等于是将社会全体成员都置于了可能遭受国家无端怀疑和任意侵犯的危险之中，因此，国家权力滥用所侵害的并不仅仅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对犯罪的惩罚固然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同样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因此，控辩双方之间的冲突绝非简单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再次，冲突的解决应有利于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而非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此，只有当冲突的裁判者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代表，而非作为国家的代表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时，才最有利于维护这一现实的共同利益。而充任裁判者的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在现实社会中有两种：一是陪审团，二是独立的法官。陪审团本身就是由随机抽取的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因此当然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英美夸张的说法里，陪审团审判是惟一公正的审判方式[7]（P． 260）。至于独立的法官，是指法官应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非国家的代表，来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作出中立的裁判，其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性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司法独立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
将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反映了对犯罪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简单化理解。一方面是将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将本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之内核的个人利益置于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由此，复杂的利益关系就被简单化了，刑事诉讼也就相应地被简化成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在此种刑事诉讼中，国家不再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而是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并且凭借国家强制力成为冲突中具有话语权的一方。其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中立裁判，而是为了惩罚侵害了由自己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个人，从而从一个裁判者演变为了一个治罪者。刑事诉讼也随之脱离了诉讼原有的由冲突双方和中立的裁判者所组成的三方构造，而演变为实质上的两方构造，一方是拥有刑罚权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国家刑罚权所指向的个人。即便是检察制度的确立使得刑事诉讼具有了三方构造的外观，但是，只要法官是代表国家的而不是独立的，是以惩罚犯罪而不是以中立裁判为己任的，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控审分离和裁判者中立，刑事诉讼也就只能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
三、功能分析：内生秩序促成型与外造秩序推行型
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类，一是源于外部的“人造的秩序”，它是指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6]（P． 55）；一是源于内部的、自生自发的“增长的秩序”，它是众多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所显示出的一种并非任何人可以创造的秩序，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6]（P． 56）。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外造秩序”和“内生秩序”。
“社会”这一术语所描述的正是一种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6]（P． 68）。至于国家，从其产生来看，它是社会内生秩序的一部分，哈耶克曾援引弗格森的话说，即便是国家的建立也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8]（P． 59）。恩格斯也说过：“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2]（P． 170）但是，国家一旦产生，就会试图凭借国家强制力来管理和控制社会，推行一种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外造秩序。
从功能角度来看，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是一种“外造秩序推行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推行符合国家意志的外造秩序；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则是一种“内生秩序促成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前者以国家为本位，将犯罪视为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破坏，而维护或恢复秩序的方法就是要对破坏了这种秩序的个人予以惩罚和对潜在的秩序破坏者予以震慑，刑事诉讼也就由此被设计成了国家依靠强制力来确定谁是犯罪人和惩罚犯罪人的一种犯罪调查活动和治罪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国家实际上是要推行其所期望的统治秩序；后者以社会为本位，其力图为冲突双方提供一个中立的论坛，期望能通过由冲突双方共同主导的诉讼来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其对司法独立的强调，也正意味着，司法权不应当成为国家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权力[9]（P． 59）。
四、模式分析：当事人对抗模式与职权调查模式
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模式，反之，刑事诉讼的模式也反映着刑事诉讼的本质。我国的模式理论主要关注于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划分类型多而凌乱。西方理论则大多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种具有一定对立特征的模式，这些对立特征恰恰是对刑事诉讼不同本质的反映。其中，有代表性的划分包括“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争斗模式”与“家庭模式”、“弹劾模式”与“纠问模式”、“对抗模式”与“非对抗模式”等。那么，在这些众说纷纭的模式划分理论中，哪种划分更能揭示出刑事诉讼的本质呢？
陕西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陕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172号
《陕西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已经省政府2013年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省长：娄勤俭
2013年7月23日
陕西省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火灾高危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陕西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火灾高危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火灾高危单位是指容易发生火灾，而且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人员密集、易燃易爆和高层、地下公共建筑等场所。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加强消防能力建设，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火灾高危单位监督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实施消防法律、法规，编制消防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消防队站建设、器材装备配备、消防训练基地建设；
（三）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对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下级人民政府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将消防安全责任纳入考核的内容；
（四）组织有关部门定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五）制定火灾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组织重大火灾扑救和其他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火灾高危单位消防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负责实施。
第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消防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技术标准；
（二）加强日常业务学习和训练，提高灭火和应急救援能力；
（三）开展消防安全宣传，组织指导消防安全培训；
（四）指导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工作，组织消防业务训练；
（五）实施消防监督检查，监督火灾隐患整改，及时报告、通报重大火灾隐患情况；
（六）依法实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和备案、抽查，负责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开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
（七）对投入使用的消防产品、人员密集场所使用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实施监督管理；
（八）推广先进的消防和应急救援技术、消防设备；
（九）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执业人员资格和技术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十）承担火灾扑救，参加应急救援工作，调查火灾事故原因，统计火灾事故损失；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应当做好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的相关工作。
（一）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将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二）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组织、指导、监督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做好消防知识的教育教学、培训和火灾逃生演练；
（三）民族宗教事务部门负责指导宗教场所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四）财政部门负责保障本级消防事业经费投入，按预算及时划拨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和业务经费；
（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年度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统筹实施；
（六）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计划，统筹实施；
（七）商务部门负责将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纳入加油站（点）建设和改造计划，统筹实施，并负责指导加油站（点）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八）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部门负责组织做好公益性消防宣传教育工作；
（九）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消防产品质量和生产、销售单位实施监督；
（十）体育、人民防空部门分别负责指导体育场（馆）和人民防空工程使用、管理单位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十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对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十二）文物部门负责指导、督促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使用、管理单位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十三）旅游部门负责指导旅行社和旅游景点使用、管理单位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十四）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指导本行业公共消防设施的正常使用。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应当结合各自工作对象的特点，组织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执法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大型人员密集场所或者单位为火灾高危单位：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或者容纳人数在一万人以上的体育场（馆）；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公共展览馆、博物馆；
（三）单层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或者总建筑面积超过五万平方米的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公共图书阅览室、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加工车间、宗教场所；
（五）四星级以上且客房数量在三百间以上，以及建筑总面积大于三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
（六）核定人数超过二千人的室内演出、放映场所，以及核定人数超过五百人的其他室内公共娱乐场所；
（七）床位数量在三百张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福利院，以及床位数量在五百张以上的医院或者疗养院病房楼；
（八）床位数量在一千张以上的学生、企业员工集体宿舍楼。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易燃易爆场所为火灾高危单位：
（一）总储量大于一万立方米的甲、乙类易燃气体的生产、充装、储存、销售场所；
（二）总储量大于三万立方米的甲、乙类易燃液体的生产、充装、储存、销售场所；
（三）生产、储存、销售甲、乙类可燃固体、可燃纤维的，且面积大于三千平方米的单体建筑。
第十一条 单体建筑面积大于五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一百米的高层公共建筑为火灾高危单位。
第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地下建筑为火灾高危单位：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三千平方米的地下商场；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地下歌舞娱乐场所；
（三）城市轨道交通地下部分；
（四）高速公路超长隧道。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场所或者单位为火灾高危单位：
（一）省级以上粮食（食用油）储备仓库；
（二）储存可燃物资价值二亿元以上的其他大型储备仓库、基地；
（三）采用性能化防火设计且单体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建筑；
（四）木结构或者砖木结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十四条 除本规定确定的火灾高危单位外，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消防安全管理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火灾高危单位，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五条 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省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加强高速公路超长隧道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健全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 火灾高危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由单位全面负责，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
火灾高危单位除履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消防安全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营业或者运行期间至少每二小时进行一次防火巡查，每月至少开展一次防火检查；
（二）在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执勤点，确定执勤人员，配备灭火救援装备器材；
（三）建立专职消防队或者志愿消防队，配备消防器材和装备，组织开展消防业务学习和灭火技能训练；
（四）至少每季度组织一次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五）在建筑物外明显位置设置统一标识的消防安全信息箱，信息箱放置单位基本情况、消防安全组织、平面图、建筑消防设施、火灾应急处置预案等资料。
第十七条 火灾高危单位应当将下列消防安全信息通过陕西消防信息网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
（一）单位基本情况；
（二）消防管理组织机构以及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
（三）消防安全重点部位情况；
（四）建筑物或者场所的消防设计审核或者消防设计备案、消防验收或者竣工验收消防备案，以及消防安全检查的文件、资料；
（五）消防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
（六）消防设施、灭火器材的设置及其维护保养情况；
（七）专职消防队或者志愿消防队人员及其消防装备配备情况；
（八）与消防安全有关的重点工种人员情况；
（九）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以及演练情况；
（十）消防安全评估情况。
备案内容有变更的，火灾高危单位应当在二十日内变更备案信息。
第十八条 鼓励火灾高危单位采用先进技术、工艺、设备等，提高消防安全保障水平。
火灾高危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对火灾高危部位进行实时监控，接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统。
第十九条 火灾高危单位应当根据火灾危险性划定禁火、禁烟区域，并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公众聚集场所还应当合理确定并公示各区域的最大容纳人数。
第二十条 公众聚集场所使用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除不燃材料外，其燃烧性能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提高一个等级。
第二十一条 高层建筑的人员密集场所，应当设置缓降逃生等有利于人员疏散的装置、器材。
第二十二条 火灾高危单位不得在营业或者运行时间进行改（扩）建或者装修施工。
第二十三条 火灾高危单位存在火灾隐患的，应当立即予以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应当将危险部位停止使用。
第二十四条 火灾高危单位应当按照《陕西省消防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投保火灾公众责任险。
第二十五条 火灾高危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消防安全评估。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对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评估情况进行抽查，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六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建立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信用等级评定机制，根据火灾高危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情况、消防安全评估情况等做出信用等级评定，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七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根据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信用等级，确定对火灾高危单位的消防安全检查频次，但应当每半年至少检查一次。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的消防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陕西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规定，未履行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职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造成火灾事故或者其他危害后果的，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火灾高危单位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2013年9月1日起施行。
